小说下载尽在http://www.bookben.cn - 手机访问 m.bookben.cn--书本网【lvlv】整理 附：【本作品来自互联网,本人不做任何负责】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! 大故宫 大故宫 第一部分 燕王装疯 新年第一天，永乐皇帝朱棣身着龙袍，端坐在奉天殿（太和殿）的宝座上，接受百官朝贺，庆祝新年的到来，也庆祝新落成的皇宫——紫禁城宫殿正式启用。这一天是大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正月初一。从这一天开始，北京正式升格为明朝的都城，南京则成为陪都！从这一天开始，大明皇宫正式登上历史文化的舞台！ 要了解“大故宫”，先要从了解“永乐迁都”开始，而要了解“永乐迁都”，就要从“燕王装疯”说起。 堂堂燕王，为何装疯？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4子，朱元璋称帝时朱棣才8岁。他11岁被封为燕王，17岁娶开国元勋、大将军徐达的长女徐氏为王妃，21岁带领护卫军官兵5770人离开南京，就藩北平。燕王府在故元大都皇太子居住的隆福宫，位置在今中南海。23岁时父皇选派高僧道衍（姚广孝）和尚为燕王随侍。 紫禁城的“总设计师”，明成祖朱棣 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，朱元璋死。这时皇太子朱标已先死，朱标之子朱允炆（wén）以皇太孙嗣继皇位，改年号为建文，史称建文帝。朱允炆继承皇位时22岁（时燕王朱棣39岁）。他生长在皇宫，少年聪颖，会念书，懂礼仪，很听话，是个乖孩子，但他缺少社会经验，更缺乏政治谋略。 建文帝感觉到威望不高，皇位不稳，担心叔王权势过大，威胁皇权，于是听信兵部尚书齐泰、大臣黄子澄的话，削夺藩王，强化皇权。从哪儿动手呢？俗话说：“吃柿子先拣软的捏。”他先惩治五王——以兵袭开封，将周王废为庶人；转过手来，又废岷王；湘王胆小，“阖室自焚”；齐王被削，成为平民；代王被囚，高墙圈禁。对燕王朱棣，他也有所试探。本来，燕王府邸在元朝旧宫，规模自然比别的王府大，如今建文帝却翻起老账，指责燕王府邸“越分”。朱棣上书辩解说：“《祖训录·营缮》条云，明言燕因元旧，非臣敢僭越也。”燕王朱棣打出皇父的“祖训”，来回答皇侄建文帝的指责，算是躲过一劫，但他仍感觉到了政治风浪的险恶。为稳住朝廷，再图良策，他心生一计——装疯！ 朝廷从南京派官，前来北平察看燕王朱棣的动静。一到燕王府，接待的不再是从前那位堂堂威武的燕王，而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狂人朱棣。北平三伏，挥汗如雨，可是燕王身上穿着破棉袄，围着火炉，蓬头散发，哆里哆嗦，嘴里大喊：“冷啊，冷啊！”他理智紊乱，满口胡言。使者一见，扭头就走，回南京报告说：燕王疯了，不足为患！但有的大臣不信，认为朱棣是装疯。于是朝廷派官到燕王处再探。 这次，燕王干脆把戏演到了厅堂之外，在大街上呼喊乱走，抢夺酒食，狂言乱语，躺在泥地，满脸污垢。使臣回到南京报告说：燕王真的是疯了！这下朝廷不再怀疑，暂时对燕王放松了警惕。透过燕王的“王府装疯”，可以看出朱棣是一位胸藏大智慧、大谋略的政治家，可谓能屈能伸、大智若愚。相比之下，年轻气盛的建文帝却根本不是这位皇叔燕王朱棣的政治对手。 朝廷使臣走后，朱棣回到王府，找来道衍，共同谋划。 道衍俗名姚广孝，江苏长洲（今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）人，生于1335年，卒于1418年。他14岁出家，修禅理，悟性高，通儒道，谙韬略，习兵法，工诗画，受朱元璋指派，侍随燕王朱棣。燕王同道衍共同谋划举兵大事，但事关天机，属绝对机密，需要彼此试探，以明隐秘心意。《长安客话》记载了一个故事：一天特冷，道衍陪燕王吃饭。酒席之间，二人对话—— 朱棣说：“天寒地冻，水无一点不成氷！” 道衍答：“国乱民愁，王不出头谁作主！” 朱棣话的字面意思是：虽然天寒地冻，但是“水”字缺一“点”，就不成“氷”（冰）字——“氷”与“兵”谐音，言外之意，就是“起兵如何”？ 道衍话的字面意思是：国家混乱、庶民愁苦，此时“王”字的一竖若不出头（加一点），怎么能成为“主”字呢！这分明是鼓励燕王朱棣起兵“出头”，做天下之“主”。 对坐饮茶，经过试探，两人所想，暗自合掌。于是，秘室策划，刻期起兵。燕王起兵之时，狂风暴雨，房瓦坠地。朱棣大惊，脸色骤变。道衍说：大吉祥啊！飞龙在天，从以风雨；灰瓦坠地，将换黄瓦。（《明史·姚广孝传》）燕王转惊为喜，师向南京，征战四年，夺取帝位。 朱棣挑战皇位，事关江山社稷，更要争取民心。他借用汉朝“清君侧、诛晁错”的历史经验，打出“靖难”的旗号，就是宣称国家有难，奸臣齐泰、黄子澄之流当道，所以要带兵来拯救国难、靖安社稷。建文元年（1399年），燕王朱棣在北平起兵，时年40岁。靖难之役，血战四年，惨烈非常。最后，朱棣率军攻入南京，以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取皇位，成为大明朝的第三任皇帝。据《明实录》载，建文帝于城破后自焚而死，一说由地道出逃——出家为僧，还有说流亡海外，成为历史疑案。 血色诏书 朱棣坐上皇位，要把这个特大喜讯昭告天下。但是，事物有阳，必定有阴。顺利的事情，总有不顺利的一面。永乐帝满心高兴，却惹来一场“血色诏书”风波。 朱棣夺得皇位后，要写诏书，布告天下。事先道衍和尚给他介绍了方孝孺其人其事，并嘱托道：您到了金陵后，杀谁也不能杀方孝孺，“杀孝孺，天下读书种子绝矣”。永乐帝点头应允。 方孝孺（1537—1402年），浙江宁海人。幼年警敏，双眸炯炯，每天读书，数量过寸。他受孟子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的训导，“尝卧病，绝粮”。家里人很纳闷，他笑着解释说：“古人三旬九食，贫岂独我哉！”这里“三旬九食”用的是陶渊明《拟古》诗中“三旬九遇食，十年著一冠”的典故，意思是衣食难以自足。孝孺长大后受到了明太祖和建文帝的信用，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，给皇帝讲课，并参与机要文件起草，史称其“文章滂沛，议论波澜”。 朱棣即位后，方孝孺被灭十族 燕王兵进南京金川门后，方孝孺被逮，带到燕王面前。朱棣命他起草继位诏书。方孝孺悲恸大哭，哭声震动殿堂。因为有道衍嘱托的话在先，朱棣不顾九五之尊，走下宝座，到方孝孺面前，君臣有了一段对话。 朱棣说：“先生，不必自找苦吃。我要效仿周公辅佐成王啊！” 孝孺说：“成王在哪里？” 朱棣说：“他自焚死了！” 孝孺说：“为何不立成王的儿子呢？” 朱棣说：“他的儿子太小，国家需要年长的国君。” 孝孺说：“为何不立他的弟弟呢？” 朱棣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家事！” 孝孺说：“我不能起草诏书！” 朱棣说：“这份昭告天下的文书，非先生起草不可！”说完命太监将笔墨纸砚等放在孝孺的面前。 孝孺直对朱棣，不但不写，还将御赐的笔墨掷在地上，又哭又骂，并说：“死即死耳，诏不可草！” 朱棣大怒，忘了（或抛却了）道衍的嘱托，说：“不写，你就不怕诛九族？” 孝孺说：“就是诛十族，我也不能写！” 朱棣以杀其弟相威逼。方孝孺面对胞弟孝友即将临刑而潸然泪下，其弟吟诗道：“阿兄何必泪潸潸，取义成仁在此间。华表柱头千载后，旅魂依旧回家山。” 朱棣大怒，命人以刀抉方孝孺之口，裂至两耳，将其寸磔于市，并诛其十族。十族，就是宗亲九族加上学生。可怜那些与方氏有牵连的读书人，无辜被杀，血染黄泉。史载孝孺口占绝命诗，慨然赴死，气节高昂。清人倪瑞璿诗曰：“碧血一区（ōu）埋十族，青山千古护孤坟。”这表达了后人对方孝孺的崇敬和怀念。 方孝孺不写诏书，还是有人写的。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六月十七日，朱棣在金陵皇宫奉天殿即皇帝位，昭告天下。 上面故事反映了一个血腥的现实：永乐新贵族与建文旧贵族之间，进行了一场生与死、天堂与地狱的残酷厮杀——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记载：方孝孺之党，坐死者870人；邹瑾之案，诛戮者440人；练子宁之狱，弃市者150人；陈廸之党，杖戍者180人；司中之系，姻娅从死者80余人；胡闰之狱，全家抄提者317人；董镛之逮，姻族死戍者230人等。以上7个案子，牵连2200多人！其中许多人是前朝官员和社会名流！史家对他们称赞道：“忠愤激发，视刀锯鼎镬，甘之若饴，百世而下，凛凛犹有生气！” 永乐迁都 燕王朱棣登极称帝后，陷入极度恐慌之中，甚至做起百日噩梦。他的夺权，不仅遭到建文儒生的抵制，而且遭到建文官员的反抗。 一天，永乐皇帝在南京皇宫迷迷糊糊地做了个白日梦，梦见一个叫景清的人手持宝剑，绕着皇帝宝座跑，想要追杀他。他赶快退避，退得愈快、追得愈快，退得越慢、追得越慢。 景清何许人也？本姓耿，讹姓景，陕西真宁（今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）人，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一甲第二名进士（榜眼）。建文帝曾派北平参议景清，从南京到北平，察看燕王府的行动。燕王宴请景清，见他言论明爽，举止清雅，心中大加赞赏。 燕王朱棣攻占南京，夺取皇位后，委任景清，官复原职。景清却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，八月十五早朝时，怀揣利刃，违制独穿绯（大红色）衣上朝。待朱棣下朝出殿门时，景清突然犯驾，挥起利刃，刺向皇帝（一说被搜出），被御前侍卫擒拿。永乐帝责问，景清答：“欲为故主报仇耳！”且高声谩骂。永乐帝命敲掉他的牙，景清边被敲牙，边破口大骂，口中鲜血喷向朱棣的龙袍。朱棣气急败坏，下令将景清剥皮，揎上草，戴枷锁系在长安门。后朱棣御驾经过长安门，系索忽断，“皮草景清”，趋前数步，状如犯驾。永乐帝大惊，命焚烧之。 随后，永乐帝白天睡觉，梦见景清围绕御座追杀他。惊醒之后，吓出一身冷汗，命诛其族，籍没其乡。永乐帝觉得在南京杀人多、阴气重，实非久留之地。他不愿再以南京为都城，决意迁到自己的“龙兴之地”北平。 礼部尚书李至刚等，遵照永乐皇帝的旨意，在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正月十三日，就明朝迁都一事上奏：北平为皇上龙兴之地，请立北平为京都。永乐帝制曰：“可。”明朝决定迁都北平。 然而，朱棣决定迁都北京，仅仅是因为白天梦见景清犯驾吗？仅仅是因为在南京杀人过多，阴气太重吗？其实如此重大决策，必有更为复杂的考量： 第一，北京是“龙兴之地”，根基稳固。永乐帝认为，北平风水好，成全了他的皇帝梦，而南京有鬼魂犯驾，风水对自己不利。朱棣在北平经营20多年，基础深厚，而南京则遍布前朝遗民，人心不稳，所以，还是回大本营北平为好。 第二，北京是雄险之区，位置重要。北京“北枕居庸，西峙太行，东连山海，南俯中原。沃壤千里，山川形胜，足以控四夷、制天下，诚帝王万世之都也”。当时的故元势力，“控弦之士，不下百万”，严重威胁明朝北方安全。都城设在北京，“天子守国门”，利于北边防务。 第三，北京是居中之地，交通便利。古代交通不便，四方入贡，道里均匀，为联通九州八方，都城位置宜居天下之中。盛明疆土，北到黑龙江入海口和库页岛（今萨哈林岛），南达曾母暗沙，北京的地理位置，约略南北居中。那时候没有汽车、飞机、高铁，交通主要靠陆运和水运——京杭大运河贯通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五条大江河，北京则为这条大运河的起点。 第四，北京是帝王之都，积淀丰厚。北京自辽南京、金中都，到元大都，作为帝都，已绵延400多年。北京历史文化积淀丰厚，有大气象，有帝王气。 所以，永乐帝迁都北京，从当时或从后来看，都是正确、重大的决策。 定都，对于一个政权、一个君王来说，是一件头等大事。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成了气候，要决定都城，在凤阳、金陵（今南京）、开封、洛阳、西安、北平（今北京）之间犹豫不决。一天，他让群臣写诗表示自己的意见。儒士邓伯言献诗说：“鳌足立四极，钟山一蟠龙。”这诗契合了朱元璋定都金陵的意向。朱元璋在金銮殿上拍案高声朗读这首诗，邓伯言误认为皇帝震怒，自己小命完了，当堂吓得昏死，被抬出东华门时才苏醒过来。 迁都，也同样是惊心动魄的。历来迁都，都极艰难，前朝经验，历历在目。北魏孝文帝以争战为名，胁迫贵族从大同迁都洛阳；金海陵王也是毁掉上京（今哈尔滨市阿城区），逼迫贵族迁到中都（今北京）；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沈阳，八大贝勒反对，他独自行动，诸贝勒们看老爷子走了，也只好跟着走。 明代奉天殿（太和殿）宝座，是三大殿里地位最尊贵的宝座 从决意迁都北平，到正式定都北京，经过了18年。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：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，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；永乐四年（1406年）闰七月，朱棣诏建北京宫殿；永乐七年（1409年）以后，朱棣多次北巡，长期住在北京，而以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。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，北京宫殿建成。尔后，朱棣下诏：明年正月初一日，以北京为京师，正式迁都北京，举行庆贺大典。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正月初一开始，北京继元大都之后，再次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。北京在元、明、清三代，是全中国的政治中心，而今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。 北京心脏 北京城设计与建设的法宝，用一个字来概括，就是“中”，特别体现为两个关节点：北京皇宫（心脏）和中轴线（脊梁）。这正符合了《吕美人甲春秋·慎势》的说法：“择天下之中而立国，择国之中而立宫。” 明北京城是依照《周礼·考工记》的礼制，在元大都城基础上重新规划和建造而成的一座新的都城。关于都城的规划建造，早在二千年前，儒家经典《周礼·考工记》就规定： 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，国中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，左祖右社，面朝后市。” 这就是说，都城呈方形，每边长九里，旁各开三门。城中的道路，纵横各九条，路宽可以九辆车并行。左翼是祭祀皇帝祖先的太庙，右翼是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。前面为皇帝治居的宫殿，后面为人们交易的市场。 初建的北京城分为宫城、皇城、京城三重，后嘉靖年间增筑外城，而为四重城（外城因财力不足，只包南城，未能全包）。外城建成之后，京城又称内城。 北京城池宫殿告成后，明朝官方评论说：“初，营建北京，凡庙社、郊祀、坛场、宫殿、门阙，规制悉如南京，而高敞壮丽过之。” 明北京城的宫殿坛庙之辉煌壮丽，超过了南京，具有天子之都的雄伟气概。北京城分为宫城、皇城、内城和外城四重城： 北京第一重城为宫城。宫城就是皇宫，也称大内，又称紫禁城，是皇帝理政和居住的地方，也是北京城的心脏，所谓的天下之中。按照中国古代对天象的认识，紫微星垣（即北极星）高居中天，永恒不移，众星环绕，是天帝之所居，所以叫作紫宫。皇帝是天帝之子，便用紫宫来象征世上皇帝的居所，而皇帝居住的宫城，宫禁森严如规定：擅入宫城者“杖六十、徒一年”；“持寸刃入宫殿门内者，绞。”因此明清宫城就有了紫禁城之名。这个名称，给皇宫抹上了神秘的色彩。 北京第二重城为皇城。宫城之外套着皇城，分布朝廷办事机构监、局、司、库等，是为皇家服务的地方。皇城周围约18里，四面开7座城门：正南为大明门（清改称大清门），其东转为长安左门，西转为长安右门，中为承天门（天安门），东为东安门，西为西安门，北为北安门（清改称地安门）。皇城的城墙用砖包砌，涂以红色，上面盖着黄色琉璃瓦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安门两侧的红墙就是皇城的南城墙。皇城同样被列为禁地，民间百姓，擅自闯入，杖责一百。（万历《大明会典》卷一百六十四） 北京第三重城为内城。皇城之外又套着内城。内城，初称京城，也称大城，嘉靖修外城后便叫内城。在清朝，内城是旗人居住的地方。城周围约45里，城墙高12米，城墙内外，用砖包砌。城墙四隅，建有角楼。城墙的外面，环绕护城河。今北京2号线地铁是在原内城城墙和护城河的位置修建的。内城共有9座城门：南面，中为正阳门（初称丽正门，习称前门），东为崇文门，西为宣武门；东面，南为朝阳门，北为东直门；西面，南为阜成门，北为西直门；北面，东为安定门，西为德胜门。正统年间，九门之外，各立牌楼；内城九门楼建成之后，崇楼峻阁，固若金汤，崔嵬宏丽，焕然一新。 北京第四重城为外城。内城之外，罩着外城。明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，为防御塞外骑兵骚扰，按“城必有郭，城以卫君，郭以卫民”的规制，始筑外城。在清朝实行“旗民分城居住”政策，民人（汉人等）都搬到外城居住。原议修120里，因财力不足，只在南面修了28里，开七座城门：南面中为永定门、东为左安门、西为右安门；东面南为广渠门、北为东便门；西面南为广宁门（清避道光帝旻宁名讳改为广安门）、北为西便门。城墙全用砖包砌，也挖了护城河。 这样，在明清时期，北京四重城——宫城、皇城、内城、外城，宫城为中，层层环卫，界域清晰，等级分明。历史传统，影响至今。 紫微星垣（北极星）名为紫宫，皇帝居所宫禁森严，故称“紫禁城”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。 元大都宫殿布局是以太液池（今中南海、北海）为中心，大内、隆福、兴圣三组宫殿呈“品”字形，夹太液池，形成“太液为主、宫殿为客”的布局。而明北京则将宫城集中在太液池东岸，形成“宫殿为主、太液为客”的布局。 为什么会有如此主客布局的转换呢？这有文化上的原因。草原文化的牧民“逐水草而居”，以牛羊为衣食之源，而牛羊食草而生，草又依水而生，所以水是草原文化的生命。而武力篡夺侄子皇位后迁都北京的朱棣，生长于江南水国泽乡，在北京最缺乏的是安全感，所以把高筑紫禁城的城墙放在首位，太液池则是消闲游憩之地。因此，元大都“太液为主、宫殿为客”与明北京“宫殿为主、太液为客”的布局，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城市规划和宫殿布局上的映现。 中轴脊梁（上） 中轴线好比北京的“脊梁”。北京建城，先有中轴线，后有北京城，而皇宫在这条中轴线上，前有“出”后有“靠”，形成中轴线的一个个高潮。 中轴线即子午线，明北京城沿用了元大都城的中轴线，是规划设计中最先确定下来的核心要素。也就是先定中轴线，后建北京城。正如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：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。 在明清时期，这条中轴线上，从南到北排列着永定门、正阳门、大明门（大清门）、承天门（天安门）、端门、午门、太和门、乾清门、神武门、地安门等10座最重要的城门，纵贯宫城、皇城、内城；这条中轴线上，矗立着太和殿（奉天殿，皇极殿）、中和殿（华盖殿，中极殿）、保和殿（谨身殿，建极殿）、乾清宫、交泰殿、坤宁宫，即前三宫、后三殿，共6座雄伟的宫殿，全城建筑都以中轴线为基线而对称展开，皇帝的宝座，就安设在中轴线上。这些伟大的建筑，形制体量，平衡对称，结构疏密，壮美谐和，高低错落，井然有序，阴阳之间，不激不随，构成了一幅世间独具的隽美画卷，同时也形成北京中轴线的高潮。 打开明清北京地图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现象：在皇宫之南，有三个坐北朝南、平面呈“凸”字形的建筑布局，层层递进，在中轴线上形成三个高潮，显示出向前发展的磅礴气势。 第一个“凸”字形的布局，依托宫城向南凸出。北依午门五凤楼，经端门，南望雄伟壮丽的承天门（天安门），东西两侧，各有一道红墙或庑廊围合。两翼分别布置一组对称的建筑群：左祖——祭祀祖先的太庙（今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），右社——祭祀社（土地）和稷（五谷）的社稷坛（今中山公园）。前者，是生命的延续，感恩祖先，因为没有祖先，就没有子孙；后者，是生活的维系，感恩土地及其生长的粮食，因为没有土地和粮食，就没有兆民生命。“左祖右社”按照明清规制，都算在宫城之内。从社会伦理看，这个布局，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、对自然的敬畏；从建筑格局看，这个布局，既突出了宫城的雄伟气势和帝王的至尊至上，又表现出天之骄子的社会责任。 第二个“凸”字形的布局，依托皇城向南凸出。北依承天门（天安门），中经大明门（大清门），南望正阳门（前门），东有长安左门，西有长安右门，中间为宽阔的御道，两旁有东西向的千步廊，各110间，折而北向，廊房各34间，共288间，连檐通脊，组成巨大的宫前场院，以红墙封围。两侧红墙外面（约今正义路以西、石碑胡同以东、长安街以南、前门以北），对称地布列着中央政府主要官署：左文——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工部和翰林院等，右武——中军、左军、右军、前军、后军的五军都督府和锦衣卫等，都在千步廊东西两侧和皇城附近。这个布局，进一步突出了宫城的雄伟气势和帝王的至尊至上，又表现出中央公务区集中办公的特点。 这里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。后来城市发展，拆除宫前广场红色围墙，又加以拓展，成为现今的天安门广场。宫前广场西拓，建了人民大会堂；东拓，建了国家博物馆；南拓，临近正阳门（前门），更增加天安门前的恢弘气势。 第三个“凸”字形的布局，依托内城向南凸出。从正阳门（前门）往南，到永定门，两侧最重要的建筑群是“左天右地”——东面是天坛，西面是山川坛即先农坛。这两组建筑群，天与地、乾与坤，相互对应，彼此对称。这个布局，进一步突出了宫城的雄伟气势和帝王的至尊至上，又表现出天地对应、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。 以上这三个“凸”字形空间，在皇宫以南，沿着中轴线恢弘展开，高潮迭起，既烘托出皇宫的宏伟气势，更延展了城市轴线的开阔气魄。 故宫前有“三凸”，前面已说，后有“三靠”，下面介绍： 第一“靠”是景山。在皇宫北侧堆土，形成高49米的万岁山（又称煤山，清改称景山），收住宫气，形成皇宫的第一靠。清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，又在景山五峰上建起五亭——中为万春，左为观妙、周赏，右为辑芳、富览，增添了秀丽的景色，也为我们今天欣赏故宫提供了登高望远之处。 第二“靠”是钟鼓楼。中轴线上的通道，从南到北绵延近8公里，到此打住，收笼城气，形成皇宫的第二靠。 第三“靠”是北城墙，内城北城墙正中不开城门，再守城气，形成皇宫的第三靠。 故宫以北的这“三靠”，还是沿着中轴线恢宏展开，高潮迭起。既收住皇宫的宏伟气势，更挺起城市轴线的空间高度。 中轴线是北京的“龙脊”，钟楼居于“龙脊”端点 中轴脊梁（下） 中轴线体现出中华民族一个沿袭至今的伟大理念，那就是“中正安和”。 北京中轴线，从永定门到正阳门3100米，正阳门到钟楼4648米，全长7748米，过去称15里，现在称约公里。在中轴线上，正阳门，突出“正”——中即是正，正即是中；天安门，突出“安”；太和门，突出“和”，所以，中轴线的主旋律是“中正安和”。“中正安和”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魂，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精髓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。 中轴线南北绵延近8公里，体现出中华民族“中正安和”的伟大理念 中与正——北京在全国居中，宫城在北京居中，三大殿在宫城又居中。北京城又是按照都城方正型理论建造的。居中与对称是呼应的。北京的宫殿、坛庙等也多是对称的。在中轴线两侧，从南到北——天坛与先农坛、太庙与社稷坛、日坛与月坛、文华殿与武英殿、东六宫与西六宫、东安门与西安门、东华门与西华门等都东西对称，南北对称的如前三殿与后三宫、中和殿与交泰殿、天安门与地安门等，都对称布局，以求建筑平衡、理念和谐。 安与和——居中对称，讲求安和。 就“安”来说，皇城南门，明为承天门，清改为天安门；皇城的北门，明为北安门，清改为地安门。天和地都突出一个“安”字。总之，皇城六门的天安、地安、东安、西安、长安左、长安右这六座门，都突出“安”。这六个“安”，反映人们的愿望和期待：个人安康，家庭安福，人我安和，自然安顺，社会安泰，世界安宁。社稷江山，讲求谐和。 就“和”来说，宫城外朝的三大殿，明初分别为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，突出“天”；明嘉靖重修三大殿后，依次改名为皇极殿、中极殿、建极殿，突出“极”。清初重修三大殿后，依次改名为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。这个由神权的“天”，到君权的“极”，再到社会的“和”，反映出帝制社会虽然发展缓慢，思想理念却在不断进步。还有太和殿前庭院通向东华、西华的两门，东面左顺门（后改会极门，清改名协和门）、西面右顺门（后改归极门，清改名熙和门）——总之，太和、中和、保和三殿与太和、协和、熙和三门，都突出“和”。这六个“和”，反映人们的愿望和期待：个人和悦，家庭和睦，人我和敬，自然和顺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和平。 但是，“中正安和”在帝制时代只能是一种理念，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。 总上，明永乐十八年间，兴建宫城、皇城、大城，以中轴线贯穿其南北，展现“中正安和”理念。在中轴线上：南有“三凸”，意境深邃，是起兴之笔；中有宫城，宏伟壮丽，是高潮之笔；北有“三靠”，平实厚重，是收束之笔。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的明清皇宫，既是北京的中心，也是天下的中心。 承天之门 天安门在国人心目中，不仅有着历史文化之意义，更是北京与中国的地标性建筑。 北京宫城南向有三道大门，就是午门、端门、承天门（天安门）。端门规制与承天门（天安门）相同，端门名称源自传说中天宫南向的大门，主要用来收存皇帝所用旗仗等器物。端门往南就是承天门（天安门）。 承天之门，后称承天门，既是宫城南向的第一重门，又是皇城的正门。承天门（天安门）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，门的名称是“奉天承运”的意思。承天门初建是木门，天顺年间又建。清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重建后，改为天安门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再次重修。现在看到的天安门，基本上是康熙朝大修后的面貌。 承天门（天安门）雄伟壮丽，金碧辉煌。从建筑上看，承天门（天安门）的高大壮丽，采取六重措施：一是，最下部为米高的汉白玉石须弥座；二是，城楼建在高大城台之上，城台高达13米；三是，城楼用60根朱色巨柱支撑，东西面阔九间，南北进深五间，取《周易》“九五，飞龙在天”之意，象征皇权的“九五之尊”；四是，装饰鲜丽彩画；五是，屋顶重檐、黄琉璃瓦；六是，最上又有龙吻。 历经600年历史的天安门（承天门）既是皇城正门，也是宫城第一道门 承天门（天安门）的基座、城台、巨柱、高楼、殿顶、龙吻，层层加高，叠叠耸起，承天门（天安门）的通高达到米，相当于12层楼那么高。还有，楼前的外金水河水，在桥下缓缓流动，低头看绿水，仰首望楼顶，在古时人看来，仿佛与天承接。作为既是皇城正门，又是宫城第一道门的承天门（天安门），绿水白桥，红墙朱柱，彩画黄瓦，蓝天白云，层层颜色，节节变化，亦动亦静，灿烂辉煌。经过近600年的历史沧桑，天安门仍是中华文化的一颗明珠。 承天门（天安门）等级森严，戒备严密。承天门（天安门）前的金水河上，架起汉白玉石虹桥七座，称外金水桥（内金水桥在太和门前）。中间一座桥稍宽，栏杆的柱头雕蟠龙，桥面只许皇帝通过，俗称“御路桥”；左右两座桥，栏杆的柱头雕荷花，桥面只许王公通过，俗称“王公桥”；再两边的只许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通过，俗称“品级桥”；最靠边的两座普通浮雕石桥，才许四品以下官员等行走，俗称“公生桥”。 承天门（天安门）外金水桥前，装饰着石狮和华表。华表在承天门（天安门）的前后各有一对。十余米高的华表上，满刻着云朵和蟠龙，顶端各雕刻有一只石兽，名叫犼（hǒu），俗称“望天犼”。门北侧的华表，石犼面向皇宫，俗称“望君出”；门南侧的华表，石犼背向皇宫，俗称“望君归”。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传说：当皇帝深居简出日夜淫乐时，门后的两只石犼就说：“国君呀，你不要长期呆在宫廷里，快出来察看百姓苦难吧！”所以人们给它取名叫“望君出”。当皇帝外出游幸日久不归时，门前的两只石犼就说：“国君呀，你不要长期在外面游逛了，快回来亲理国政吧！”所以人们给它取名叫“望君归”。这个传说反映了百姓期待明君理政的善良愿望。 承天门（天安门）是明清皇帝举行金凤颁诏礼仪的场所。皇帝颁诏时，将诏书放入龙亭内，由御仗导引，从奉天殿（皇极殿，太和殿）起，抬到城楼上。礼部官员在承天门城楼上宣读诏书，听起来仿佛天音一般。文武百官在外金水桥南站立聆听，行三跪九叩大礼。然后礼官将诏书用木制金漆的“金凤”衔下，从城楼上徐徐降下，落在礼官跪接的云盘上，再把诏书放入龙亭内，送到礼部，誊录印刷，布告天下。这就叫做“金凤颁诏”，以显示皇权至尊、神权至上。 但是，到了光绪年间，大清朝气数将尽，天安门前乱象迭生。当时有御史参奏说：在天安门举行金凤宣诏典礼的时候，有的官员不穿官服，有的官员还同身穿“裋（shù）褐”的仆役人等任意喧哗；在西侧值房前面，甚至有官员盘腿而坐，无视颁诏大典，简直不成事体！光绪帝虽下诏查处值班官员，却提振不了日益松懈的朝纲。不过一代人的时间，大清朝灰飞烟灭，天安门的金凤颁诏，从此成为前朝旧事。 大明国门 辽阔的明帝国中，大明门是唯一用国号命名的门，可谓“国门”，是皇朝正统所系。“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壮帝居。”这副对联用来形容大明门，将皇帝、皇宫、皇朝、皇权推高到了极致。 承天门（天安门）作为皇城正门的时间并不长。乾隆中期以前的大约三个世纪里，皇城的正门，是承天门以南的大明门（清代称大清门，民国称中华门）。清朝入关以后，立即将大明门的牌匾摘下，翻过来刻上“大清门”。相比之下，承天门改名天安门就毫不急切，直到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才下诏。据说民国初年改大清门为中华门时，把门匾摘下，本想翻过来接着用，一看却被清朝抢了先。于是只好另找一块门额，刻上“中华门”三个大字。 大明门是明代唯一用国号命名的“国门”，后更名为“大清门”“中华门” 大明门（大清门）的重要，还可以从其门联看出。这副门联是著名学者解缙写的。解缙（1369—1415年），江西吉水人，洪武进士，是个大才子、大学问家。永乐帝登极，受到重用，参与机务，任翰林学士、大学士，主持修纂《明太祖实录》、《永乐大典》。他的故事后面还要讲，这里特别介绍他为大明门作的一副门联—— 上联是：日月光天德； 下联是：山河壮帝居。 这副对联自然是歌颂皇帝、皇宫、皇朝和皇权的，但就文学层面来说，的确是一副气势磅礴、石破天惊的对联。因为： 其一，大气磅礴。仰望乾天的太阳与月亮，俯视坤地的山峦与江河，立地顶天，气贯寰宇，宏伟博大，无以复加。 其二，语言通俗。苍天对大地，日月对江河，天德对帝居，自然对社会，上下联，五双字，语言朴实，没用典故，简明晓畅，妇孺都懂。 其三，意境高远。日月之明光，山河之壮美，都为衬托大明而存在，将“天德”与“帝居”，扩充到天日之崇高，川流之长远。 然而，《孟子·尽心下》说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这幅对联将皇帝、皇宫、皇朝、皇权推高到极致。 大明门虽然重要，但规制不高：和承天门（天安门）相比，没有城台，没有重檐，只开三门，平时闭而不开。之所以如此，大概是考虑到大明门居于承天门与正阳门之间，相邻两门，十分高大，中间门低，两边门高——缓和节奏，错落有致，南北平衡，总体和谐。1959年，中华门被拆除，“国门”记忆，日渐尘封。 在几百年前，国门是地位和荣耀的象征，是天朝正统所系，不仅为万民仰望，而且引发过激烈的斗争。下面我讲三个同大明门（大清门）有关的故事。 第一个故事。明嘉靖帝即位时，围绕通行大明门的礼仪，发生了震动朝野的“大礼议”。明正德帝死后无子，按“兄终弟及”的皇位继承制，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。朱厚熜是兴献王的儿子，要从湖北安陆（今钟祥）来北京即位，年方十五。礼部按太子即位礼仪，请朱厚熜从东安门进皇城。他说：“皇兄遗诏里是说让我即位当皇帝的，礼部这么说算怎么回事！”他的车驾到城外，就是不进城。礼部没有办法，最后是由大明中门进入，到皇宫登极，年号为嘉靖，就是嘉靖皇帝。 第二个故事。当时，嘉靖帝的父亲已经去世，母亲还健在。朱厚熜年纪小，又孝顺，对群臣说：“至亲莫若父母。”他的母亲也来京到了通州。礼部奏请“圣母至京，宜由东安门入”。走东安门入皇城？嘉靖帝不准；再议由大明门左侧门入，又不从；最后皇帝断然下旨：走大明门正中的门！正僵持着，嘉靖帝的母亲很生气，闹起脾气，拒不入京。嘉靖帝听了，痛哭不止，提出不想当皇帝了，要“奉母归”——母子都回湖北老家去！大臣们吓坏了，最后决定妥协一步：按照嘉靖皇帝的意思办。嘉靖帝的母亲这才从通州启程，由大明门正中门进入皇城，再进入宫城，同当了皇帝的儿子团聚。（《明史记事本末·大礼议》） 第三个故事。清朝在大清门也有故事。清朝后妃和明朝一样，只有皇后大婚时允许走大清门，其他妃嫔只许走紫禁城的后门——玄武门（康熙时改神武门）。相传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和婆母慈禧太后斗气，曾脱口而出说：“媳妇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！”言外之意——您不配！这句话如果属实，一定会深深刺痛慈禧太后的心。后来慈禧太后逼死儿媳，或许这句话埋下了一个祸根。 正阳之门 大明门以南，就是内城正门——正阳门（初称丽正门，俗称前门）。永乐建北京时，正阳门就是京城的南大门。为了防御蒙古入犯，正阳门修筑了包括城楼、瓮城和箭楼在内的完整防御体系。 正阳门城楼居北，城台与承天门一样高大，城楼两层，整座城楼高达42米，是北京城门之最，守城者因此占据居高临下的优势。城台南北上沿各有米高的女墙，用来掩护守城士兵。城台正中只开一个门，门内还有千斤闸，从外部难以攻入。城楼高两层，面宽七间，进深三间；楼顶为重檐歇山顶，灰瓦绿琉璃剪边。 正阳门箭楼居南，是明朝正统年间增建的。箭楼城台比城楼略矮，同样只开一个门，而且门有两重：前为千斤闸（今仍能看到闸板遗迹），上下开闭；后为铁叶大门，左右对开。箭楼本身是一座砖砌的堡垒，上下共分四层，东、南、西三面开射窗，正面有52个，侧面各有21个，射窗共有94个。城楼和箭楼之间由瓮城连通。敌兵一旦攻破箭楼门洞，守军就可以关闭箭楼和城楼的大门，使敌兵进退不能，如同掉入瓮中；然后居高临下，从四面八方合击被围之敌，是谓“瓮中捉鳖”。 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门 总之，正阳门的设计，处处从军事防御着眼。正阳门的命运，也总是与兵事息息相连。这里主要讲讲明朝崇祯年间，李建泰在正阳门出征的故事。 李建泰，山西曲沃人，官至东阁大学士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正月，李自成军队进逼山西。崇祯帝临朝叹息说：“朕非亡国之君，事事皆亡国之象。祖宗栉（zhì）风沐雨之天下，一朝失之，何面目见于地下！朕愿督师亲决一战，身死沙场无所恨，但死不瞑目耳！”说完痛哭起来。李建泰见状慨然说：“臣家曲沃，愿意用家产充当军饷，不用官家发钱，请求带兵西征！”崇祯帝转悲为喜，给李建泰升官，让他兼督师，赐给上方宝剑，准许便宜行事，还按照他的意思派去了下属。 同月二十六日，在正阳门举行遣将礼，就是出征饯行礼仪。快到正午，崇祯帝登上正阳门楼。卫士东西对列，从午门一直排到正阳门外，虽十分壮观，但虚张声势。皇帝赐宴饯行，亲贵和文武大臣都要侍坐，鸿胪寺派人赞礼，御史负责纠仪，大汉将军侍卫，可谓隆重之至。崇祯帝亲自用金酒壶给李建泰倒了三杯酒，还赐他手敕，上书“代朕亲征”。太监为他披红簪花。宴毕，出征，崇祯帝目送很久才返驾回宫。大明朝的国运，崇祯帝的希望，都寄托在李建泰的一军之上。 可是，李建泰出师不利，才走了几里地，坐的轿子忽然轿杆折断，众人都觉得这是不祥之兆。是日大风扬沙，占卜的卦辞说“不利行师”。这是怎样一支“王师”呢？虽然李建泰调来了得意的下属，甚至西洋人汤若望都随军出征，负责火攻水战，但行军到京南涿州，逃散三千多人。不久“兵食并绌，所携止五百人”。时李建泰军惊闻老家曲沃陷落，家中资财散失一空，预期的粮饷打了水漂。他一急就病了，行动顿时慢下来，每天不过走三十里，手下士兵也纷纷逃散。走到广宗，守城知县一连三天不准李建泰入城。李建泰老羞成怒，下令官兵攻城。城攻破后，杀死乡绅，鞭笞知县。堂堂宰辅重臣兼督师的李建泰，出京第一仗，竟然攻打自家县城，竟然屠杀天朝庶民，竟然鞭笞自家知县，竟然违背出师初衷！ 后来，李建泰率军到了保定府，残兵不过数百，请求入城。守城的同知邵宗元等不答应，李建泰就拿出颁赐的印信给他看。邵宗元说：“你获得过天子的厚恩，皇上曾经亲自登上正阳门，赐给你上方剑，还给你倒酒，跟你饯别。如今你不代皇上西征，却要叩关避贼吗？”一番话刺到了李建泰痛处，他大声斥责邵宗元，还举起上方宝剑威胁他。堂堂上方宝剑，出鞘头一遭，竟指忠臣良将！幸好城上有人认识李建泰，这才放他进来，否则李建泰怕重演攻打广宗的闹剧。 不久保定城破，有人说李建泰拔剑自刎未遂被俘，有人说他主动出降，总之明朝大学士兼督师，一转眼成了李闯王的人。是为李建泰第一叛——大明。后来，李自成败走，李建泰摇身一变，成了大清朝的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。是为李建泰第二叛——大顺。三年后，李建泰因“受赃”罢官回家。后在故明大同总兵姜瓖降清又叛清时，李建泰在家乡曲沃与他遥相呼应。是为李建泰第三叛——大清。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李建泰兵败被擒。这次清廷没有宽容李建泰，而下令把李建泰杀掉。 午门雄姿 进入午门，就进入了紫禁城。 紫禁城占地72万余平方米，城墙高10米，四隅有角楼，城外有52米宽的护城河（俗称筒子河）。除午门外，紫禁城还有三座城门——东华门主要供二品以上（部级以上）官员出入，皇帝遗体出殡时也经过此门；西华门主要供帝后到西苑、西郊各园时出入；北面的玄武门（神武门）主要供帝后到景山、皇后祭先蚕，以及宫中其他人日常出入，清朝每三年一次挑选的秀女也走此门。 午门，坐北朝南，左右城墙向前伸出，平面呈“凹”字形。在高台之上，建有五座门楼——中为正楼，九间，重檐；东西各耸立阙阁两座，互相对应。正楼如凤身，阙阁如凤翅，像凤凰展翅，雄姿壮丽，所以叫五凤楼。 午门正楼形如凤身，阙阁形如凤翅，因此也叫五凤楼 午门的功能是多元的，譬如： （1）出入 午门共有五个门洞，正面开有三个门洞。正面当中的正门，只有皇帝才能出入。皇后在大婚入宫时可以走一次。殿试考中鼎甲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人，出来时也可以走一次。其他如亲王、宰相，妃嫔、公主，皇子、皇孙，达官、显宦，都没有这种待遇，只能走两个侧门。其他文武官员，只能走两掖门——两掖门开于两侧的基座，从正面看不见，但从背面可以看见。就是说，故宫午门的门洞，正面看是三个，背面看是五个。大家参观故宫时，可以从正面和背面注意观察一下。午门两侧掖门，平时不开，只有在大朝的日子才开——文官走东掖门、武官走西掖门。 （2）政务 明朝参加御门听政的官员，每日五更前在午门前集合，其他官员每月逢五日在午门前坐班；午门前、端门北的两侧朝房，有六部、六科官员在里面办公或值班。明代皇帝处罚大臣的“廷杖”多在午门前进行。 （3）礼仪 朝廷重大贺礼，官员们要在午门望阙朝拜。遇皇帝举行朝会或大祀，以及元旦（春节）、冬至、万寿（皇帝生日）、大婚等重大节日，都要在午门陈设卤簿仪仗。清代规定每年十月朔日（初一），在午门举行颁发历书仪式，称为“颁朔礼”；明清两代重大战争告捷，在午门举行“献俘礼”。 （4）外事 朝鲜、安南（越南）、暹罗（泰国）、琉球等使臣进贡，礼品由礼部官员，在午门前呈送给皇帝；皇帝给使臣的赏赐，也在午门前领受。事毕，使臣门还可以观瞻午门，以领略皇朝的天威。 （5）防御 门，本来就有防御的功能。午门除一般防御功能之外，还有防御水患的作用，如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六月、万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闰六月，北京大雨水，午门前水深一尺多，于是关上午门，防止积水漫入宫中。 （6）其他 午门城楼兼做仓库，如清代用于储藏《满文大藏经》的木刻经板等。临时活动，如清初汤若望与杨光先就天文历法争持不下，诏令二人在午门前进行日影观测，由大学士、尚书等验看。午门前有时还是重要的皇家和民间的节庆娱乐场所。我讲两个故事。 第一个是元宵节的故事。永乐年间，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午门外扎“鳌山万岁灯”，与民同乐。这里我解释一下：鳌，是传说中海里的大龟，或大鳖。李白《猛虎行》诗曰：“巨鳌未斩海水动，鱼龙奔走安得宁。”鳌山灯，古代元宵节一种巨大的灯景，就是把彩灯堆叠成一座山，像传说中巨鳌的形状，所以叫鳌山灯。永乐时的“鳌山万岁灯”，就是将成千上万盏彩灯，堆叠成山形，高十余层，形状像鳌山，用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绿、紫、青等各种彩色，结扎成灯，五彩缤纷，万众观看，眼花缭乱。 除鳌山灯之外，还有音乐歌舞。午门前，数百伶官奏乐，百艺群工演出，气氛热烈，喧闹异常。到二更时，永乐帝乘坐小轿，由乾清宫出来，到午门观鳌山灯，皇后、妃嫔、太监及大臣们随后，这时笙歌高奏，伎舞翩跹，灯火通明，花炮齐放，观灯活动达到高潮。尔后，皇帝回宫，市民百姓，犹如潮水，四面八方，拥向午门，观看鳌山灯火，共度元宵佳节。 据《皇明通纪》记载：“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正月元宵，上赐百官宴，听臣民赴午门外，观鳌山三日。自是岁以为常。”就是说，从永乐十年开始，京城居民，元宵佳节，到午门前，观看灯火，连续三天。但到清朝，老百姓是不能到午门观灯的。灯节是北京城一年中的热闹节日，市民百姓，架松棚，缀彩缦，悬彩灯，放爆竹，放灯十昼夜。如今北京东城区“灯市口”，是市民买灯、观灯的场所。灯市口的地名，就是由元宵节的灯市而来。 第二个是端午节的故事。明朝人陆容记载：端午日，皇帝在午门外宴请百官，御赐食物粽子等糕点，还象征性地赐两杯酒。吃完粽子、喝完酒之后，品级低的官员退出，级别较高的文武大臣要陪驾去万岁山（俗称煤山），即景山，观看武臣射柳。观完射柳，皇帝还要陪母后到西苑（今中南海、北海），游览内湖，观看龙船，燃放爆竹。后来皇帝下令禁放花炮。正德帝开始罢百官端午宴会。嘉靖后期起，端午节的午门赐宴，就被取消了。 午门廷杖 戏曲小说里，经常有“推出午门斩首”的故事。其实，在北京故宫，既没有在午门斩首的记载，也没有在午门斩首的事实，只有朝廷官员在午门被“杖毙”，也就是遭廷杖打死的记载。 据记载：明代先后廷杖大臣500多人次，死者甚众。最严重的是正德和嘉靖两朝。 第一个故事，发生在正德朝。明朝第十任皇帝、正德帝朱厚照，两岁就做皇太子，十五岁继承皇位，在位十六年，三十一岁死。正德帝行为怪异，很不安分，喜欢游猎，离宫索居，堪称皇帝中的一“怪”。当时，西北有战事，他要御驾亲征，大臣们鉴于“土木之变”明英宗被俘的惨痛教训，坚决反对。他执意孤行，亲自出征，得胜回朝，下诏加封自己为“威武大将军”。他曾微服出巡，到居庸关，守关官员“闭关拒命”，他扫兴而回。于是，他又派亲信去守居庸关，然后深夜微服出关，终于得手。他往西北到过大同、榆林、绥德等地，往江南到过南京、镇江一带。时间少则几个月，最长达一年之久。朝廷没有了皇帝，皇帝的车驾也没有GPS定位，连内阁大学士都不知道皇帝到哪里去了。 正德帝朱厚照很不安分，离宫索居，堪称皇帝中的一“怪” 正德帝的出巡与荒唐，受到官员的谏阻。皇帝动怒，就对谏阻官员实行廷杖。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闰正月，廷杖言官艾洪等二十一人于阙下。二月，又廷杖御史王良臣等于午门。 正德十四年（1519年）三月，正德帝又要出外巡游，大臣们集体阻谏，导致了一场君臣之间的激烈冲突。为了劝阻皇帝南巡，舒芬等谏议，遭到廷杖。 舒芬，江西进贤（今属南昌市）人，他有骨气，敢说话，“神玉立，负气峻厉，端居竟日无倦容”。舒芬等107人，上疏谏止正德帝外出巡游。正德皇帝震怒，命舒芬等“跪阙下五日，期满复杖之三十”。 舒芬等列队跪在午门外，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四天，五天，连续五天跪在午门之前。堂堂大明状元，罚跪在午门前，连续五日，成何体统！皇帝对大臣们的谏言置之不理。有一名官员名叫张英，见皇帝不理不睬，便“自刃以谏”，就是以自杀的方式，使皇帝接受大臣们的建议。幸亏在场的卫士眼疾手快，上前夺下了他手中的刀，张英才得以不死。正德皇帝仍然我行我素，对大臣们的谏阻视而不见、充耳不闻。于是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。正德帝克制忍耐，对他们“温旨慰留”；他们也给皇帝一个面子，勉强答应继续留任。后来事情闹大，正德皇帝大发淫威，他下令对罚跪的舒芬等107名官员，在午门前实行廷杖。后来又增加了锦衣卫监狱的黄巩等39人，这样共有146人受廷杖，阙下杖死者11人。那位张英虽自杀未遂，最后却被正德帝“杖杀”了。舒芬受杖后，伤势很重，被抬到翰林院的院里。翰林院掌院学士（一把手）怕得罪上司，“命摽（biào）出之”，就是把他架出去！舒芬说：“吾官此，即死此耳！”他被贬官福建，裹着创伤，离京上路。 舒芬在廷杖中捡了一条命，熬到了嘉靖皇帝即位。“世宗即位，召复故官。”回了北京的舒芬不改诤臣气节，他会同杨慎等，为“大礼议”谏言，跪伏左顺门哭谏，又遭到嘉靖帝的廷杖，还被罚俸三月。不久母丧归里，病死于家，年四十四。 第二个故事，发生在嘉靖朝。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，群臣争“大礼议”，又发生午门前大廷杖的悲剧。“大礼议”是怎么回事？明正德帝死后，他没有儿子，“兄终弟及”，堂弟朱厚熜（cōng）由藩王府入继帝位。朱厚熜家在湖北安陆（今钟祥），父亲是兴献王祐杬（已故）。他千里迢迢来京继位，登极时15岁，年号嘉靖。 嘉靖帝一登皇位，就发生了争议新皇帝生父尊号的事件，史书上叫作“大礼议”之争。争议的焦点是：明孝宗朱祐樘是厚熜的过继父亲，祐杬则是他的生身父亲，如何上尊号？大臣张璁等迎合帝意，议尊祐杬为皇考，孝宗（正德帝之父）为皇伯父。杨廷和等认为不合礼法，主张称孝宗为皇考，兴献王为皇叔父。这场争论，长达三年。嘉靖帝于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。丰熙等反对的大臣200余人，在左顺门外跪伏高呼。皇帝派太监宣谕退下，从早到午，硬是不退。皇帝下令抓8人震慑一下。其他大臣，非但不退，反而大哭，声震阙廷。嘉靖帝大怒，命廷杖丰熙等五品以下官员134人，致死17人。受杖者裹疮吮血，痛苦嚎叫，填满牢狱，凄苦万状。朝廷官员因谏言遭到廷杖，《明史·刑法志》说：“公卿之辱，前此未有。”后到清朝，取消了对大臣的廷杖。 正德帝和嘉靖帝两个廷杖的故事，表面看来，直接胜利者是正德帝和嘉靖帝，但其最后失败者也是正德帝和嘉靖帝——正德帝拒谏巡游而在游幸时舟覆落水；嘉靖帝由胜而骄，祈求长生，悲剧而终。所以，最后的胜利者，不是昏君，不是荒淫，而是历史，是正义。 午门献俘 午门献俘礼是隆重的国礼。万历年间曾用“抗倭援朝”战争中的日本俘虏，在午门前举行了盛大的献俘礼。 献俘礼远古就有。战胜者举行仪式，将俘虏杀后祭神祀祖，载歌载舞，进行庆祝。后来经演变，到明清两代，在较大规模战争取得胜利后，于午门举行献俘仪式。皇帝亲御午门城楼，举行大典，接受献俘。清朝《国朝宫史》记载：“国家有所征讨，凯旋献俘，皇帝御午门受献俘礼。” 有明一代，皇帝亲御午门参加的献俘礼，《明史》记载有4次，都是在万历年间。其中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的受倭俘，亲临现场的朱国桢在《涌幢小品·献俘》里做了记录。“倭俘”，就是在“抗倭援朝”战争中的日本俘虏。事情原委是这样的：日本关白（首脑）丰臣秀吉谋占朝鲜，入侵中国，发动侵朝战争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，明朝应朝鲜求援发兵。第二年朝、明军收复平壤，逼近汉城（今首尔）。日军退踞朝鲜南部，伪称议和。1597年日本再集重兵，分水、陆两路侵入朝鲜。次年朝、明军反击，连续奏捷。后丰臣秀吉死，日军被迫撤出朝鲜。 明军俘获倭兵，在午门前献俘。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四月二十四日，明朝万历皇帝御午门城楼，举行献俘典礼。刑部尚书奏事完毕，最后说：“合赴市曹行刑，请旨。”皇帝亲传：“拿去！”午门前，空间大，人又多，城楼下的官员听不清皇帝说什么，怎么办？有一个很有意思且行之有效的办法，就是皇帝左右的大臣二人，重复高喊：“拿去！”再左右四人高喊：“拿去！”这样，一增为二，二增为四，四增为八，八增为十六，最后大汉将军等三百六十人齐声高喊：“拿去！”声音之大，如轰雷矣。 上为清人绘《平定两金川战图》册中的“午门受俘”图 有清一代，频繁用兵西北和西南，康、雍、乾三朝以至道光时期曾多次在午门举行献俘礼。午门献俘礼前一天，俘虏脖子栓上白色绳子，先祭庙、社，就是祭太庙和社稷。在献俘礼上，午门正楼正中设御座，檐下张黄盖，卤簿设于午门城楼下，两边排列，直到端门。其他的仪仗，排到天安门。 在午门前，王公大臣、文武百官，隆重严肃，分班侍立。皇帝穿龙袍衮服，乘舆出内宫。起驾时，午门鸣钟；到太和门时，鸣金鼓、奏铙歌。皇帝到午门前，沿着马道，御楼升座。在午门楼下，兵部官员率领将校，引战俘下跪。兵部尚书报告：献俘！鼓乐大作，礼炮轰鸣。诸官肃立，庆贺胜利。典礼官道：行礼！于是把俘虏牵过来，让他跪伏在地。兵部官员上奏：“奉旨平定某地，所获俘囚，谨献阙下，请旨。” 这时皇帝降旨，或将战俘交给刑部，或将战俘恩赦释放。 献俘也不是都杀。如新疆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叛乱，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清廷派军征讨，同年将达瓦齐擒获。同年十月十八日，乾隆帝御午门城楼受俘。乾隆帝命将达瓦齐交理藩院，而不交刑部，理藩院官员叩跪领旨，没杀达瓦齐，却加以赦免。达瓦齐从长安右门出。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四百九十九）献俘大典礼毕，皇帝乘舆回宫。乾隆帝为平准告捷在国子监刻石纪念。后封达瓦齐为亲王，赐第在西四宝禅寺街，还选郡王孙女给他为妻。达瓦齐身体极胖，面大如盘，腰腹十围，命为御前侍卫。乾隆帝赦免达瓦齐，是为争取支持力量，瓦解分裂势力。他采取征抚并用政策，先后底定准噶尔和南疆，出现了统一新疆的大局面。 午门是历史的见证：伟大统一的中华民族，是不会被征服的，也是不会被分裂的——中华民族会更加统一、更加强大、更加繁荣、更加昌盛。 太和假门 太和门是进入午门后第一座雄伟的建筑，这里是皇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。然而，倒霉的光绪皇帝，在结婚前一个多月，却不得不面临太和门被焚毁的狼狈局面。 皇帝的外朝政务区，在中轴线上从南到北依次排列着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俗称“三大殿”，矗立在一个“土”字形高台基座上，红墙四面环绕，四角各有崇楼，占地面积约80000平方米。三大殿是宫城的核心，是皇帝、皇宫、皇权的象征。太和门外，布设“左文右武”——东翼的文华殿和西翼的武英殿。 进了午门，就进入了雄伟壮丽的太和门大庭院。这里面积约26000平方米，是世界上最宽敞、最美丽的庭院之一。这处庭院，南为午门，北为太和门，东为左顺门（后改会极门，清改名协和门），西为右顺门（后改归极门，清改名熙和门），既严密封闭，又四通八达——向南，是出入深宫的必经之路；向北，即进入宫廷核心区；向东，联通文华殿和东华门；向西，联通武英殿和西华门。这四门是沟通三大殿与左文右武共五座大殿的交通枢纽，也是皇帝政务区的交通枢纽。现在的协和门，仍保持着明代建筑的风格，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；熙和门，是清代乾隆年间重建的，距今已有二百余年。 太和门，明永乐建皇宫时称为奉天门，嘉靖时先称大朝门，后改称为皇极门，清顺治时改称太和门。它矗立在三米多高的汉白玉台基之上。拾级而上，平台当中摆放着四座铜炉，当年举行庆典时，香烟袅袅，静中有动，增添了神秘气氛。门前台阶下两侧有一对明代的铜狮，踞坐在汉白玉台座上，拱卫大门。门左边有一座小石亭，叫诏书亭，在颁发诏书时先将诏书放在亭内。门右边有一个石匣子，据记载里面装有五谷、元宝之类。有的书说它属于“压胜”，就是镇宅之物，这应有国家五谷丰登、财富满盈的寓意。今天看来，这两座亭子反映出皇帝对臣民做了两件事：一是“予”，给予百姓的是号令旨意；一是“取”，取自百姓的则是钱粮布帛。 上了台阶，走进大门，就进入太和门的门楼。说是门楼，其实更像是一座南北通透的大殿，面积近1800平方米。50根朱红色的大木柱整齐排列在大殿里，每根柱子的直径都在70厘米以上。 明朝的“常朝御门”，也就是皇帝举行日常办公会议的会议室，地点就在奉天门（皇极门）。永乐帝启用三大殿不久，遭遇雷火，三大殿被焚毁，但奉天门幸存，于是永乐帝就在奉天门御政。据万历《大明会典》记载：凡早朝，先击鼓，文武百官分别在午门的左右掖门排队等候；尔后开门，由鸿胪寺（管礼宾） 官员引入午门，过内金水桥，到奉天门丹墀前，分六部、五府等官员，东西相向，依序而立，等候皇帝来到。皇帝到宝座，鸣鞭，百官入班，面北行一跪三叩首礼。朝拜后，鸿胪寺官宣念，然后各衙门轮班奏事。奏事完了，最后鸣鞭，皇帝还宫，百官退朝。 清初，顺治帝迁都北京，举行大典，诏告天下，也是在皇极门（奉天门、太和门）。为什么不在皇极殿（奉天殿、太和殿）呢？一些学者认为：李自成临撤出皇宫时，放火焚烧宫殿，皇极殿遭火焚毁，所以顺治帝登极大典不在皇极殿，而在皇极门。 太和假门故事，很有意思。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十二月十五日，太和门大火，黑烟弥天，化为灰烬。转年正月二十七日，就是光绪皇帝大婚的吉日佳期。太和门竟然被火烧毁，内廷不安，朝野震惊。 清制规定：大婚皇后必须经由太和门进宫。只有42天的时间，来不及重修太和门，怎么办呢？清廷下令由北京棚匠扎彩工，夜以继日，加紧搭建，竟然搭成一座逼真的彩棚太和门，以假乱真，在大婚时使用。震钧《天咫偶闻》记载：“……大婚，不及修建，乃以札彩为之。高卑广狭无少差。至榱桷（cuī jué，指房上椽子）之花纹，鸱吻之雕镂，瓦沟之广狭，无不克肖。虽久执事内廷者，不能辨其真伪。而且高逾十丈，栗冽之风，不少动摇，技至此神也！” 我们看《光绪皇帝大婚图》上的太和门，原来是彩扎的。这项工艺已被列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今天矗立在紫禁城的太和门，是光绪大婚后第二年建成的。 上为《光绪大婚典礼图》中的“太和假门” 于谦定乱 皇极门（奉天门、太和门）前的庭院，发生过许多故事，既有历史正剧，也有历史闹剧。先说历史正剧，就是于谦在太和门前定乱的故事。 明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是多灾多难的一年。一是火灾，南京谨身殿等火灾；二是水灾，黄河改道，湮没田地，运道梗阻；三是人祸，明英宗皇帝被俘。我们单说发生在奉天门（皇极门、太和门）到午门间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。 这年八月，北方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，进到今河北宣化地区。军情紧急，事态严重。大太监王振怂恿英宗皇帝朱祁镇亲征。这位英宗正统皇帝，自幼不爱诗书，喜欢骑马游猎。当时，正统帝才二十三岁，既不懂军事，又年轻好胜，但他迷信自己，于是决定亲征。大臣叩谏，不听，要做准备，也不听。正统帝没有充分准备，没有周密计划，没有作战方略，也没有前敌侦查，更没有后勤保障，却亲率五十万大军，懵懵懂懂地行进到土木堡（今河北省怀来县境）。连日风雨，人情汹汹，官兵断粮，秩序混乱。大太监王振没有文化，不懂军事，骄横跋扈，训斥大臣。户部尚书王佐被罚整天跪在草地上，兵部尚书邝埜（yě）乘马坠地差点儿摔死。这场军事大游戏的结局是：明军骡马损失20余万头匹，官兵“死者数十万”。（《明史·英宗前纪》卷十）明军大败，皇帝被俘——败报在半夜三更传到皇宫，后宫大哭，朝野大惊。 明廷在社稷危殆之际，皇太后立正统帝两岁的儿子见深为皇太子，皇弟郕王朱祁钰辅政，召集百官聚会。郕王在午门临朝视事，大臣们弹劾王振，认为皇帝被俘，是太监王振误国。郕王没有主意，让大臣们出去待命。结果大臣们都伏地痛哭，请求族诛王振（在乱军中被杀）。有个叫马顺的太监，是王振党羽，担任锦衣指挥。他不断地大声呵斥众臣退下，惹恼了朝廷众官。官员王竑振臂而起，揪住马顺的头发喝道：“若曹奸党，罪当诛，今尚敢尔！”边骂边追，上前“啮其面”——咬他，群臣也一拥而上。有的官员脱下马顺的靴子，捶击殴打，追到奉天门庭院东侧的左顺门（协和们）一带，将马顺打死。朝班大乱，群臣聚哭，呼号之声，震动殿堂。郕王被这阵势吓住，起身想走。王竑率领群臣紧跟着郕王不放，说：“太监毛贵、王长也是王振一党，请求将他们法办！”郕王命交出二人，结果大臣们又把这两个人揍死了，并将其尸体拖到东安门。史书记载说“血渍廷陛”。朝班大乱之时，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。 于谦是浙江钱塘（今杭州）人，永乐进士。他在奉天门（太和门）到午门之间，众官混乱之际，挺身而出，排开众人，上前拉住郕王衣服，并晓之以利害。于是郕王宣谕：“马顺等人论罪该死，打人之事不再追究！”这才把群臣情绪安定下来。在这场乱局中，“谦袍袖为之尽裂”，就是朝袍和衣袖都被撕破。于谦还曾力斥侍讲徐珵（有贞）迁都南京的主张，说：“言南迁者，可斩也。京师天下根本，一动则大事去矣，独不见宋南渡事乎！”奉天门（太和门）到午门的这场斗争，王竑率先发难，于谦处置得当，都立下不朽功勋。当天退朝后，吏部尚书王直拉住于谦的手，感慨地说：“朝廷正藉公耳！今日虽百王直，何能为！”就是说，国家真是全仰仗您了！今天就算有一百个王直，又能有什么作为啊！”这代表了朝廷上下的共识，而于谦也毅然肩负起江山社稷安危的重担。此后，郕王在奉天门（太和门）东侧的左顺门（协和门）御朝办事，并即皇帝位。朝廷抄王振的家，抄得金银六十余库，玉上百盘，高六七尺的大珊瑚二十余株，其他珍玩，无法计算。 于谦在太和门前定乱安邦，成为国家栋梁之臣 这里插叙于谦的故事。在正统年间，于谦任山西、河南巡抚。他在任上兴利除弊，赈贫济困，心系百姓，为民求福。但当时官场贿赂成风，特别是大太监王振公然索贿。于谦作《入京诗》道：“手帕麻姑及线香，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拒不与贪官同流合污。他刚正不屈，被王振捏造罪名，定为论死（死缓）。山西、河南民众上千人请愿，颂扬于谦的功德。王振被迫释放于谦。后来于谦调到北京，任兵部侍郎，升为兵部尚书。于谦在太和门前定乱安邦，并统率军民取得了保卫北京战的胜利，成为临危定乱的栋梁之臣，也成为驰名四方的中华英杰。 刘瑾闹剧 明代弊政之一是宦官专权。明武宗正德帝时太监刘瑾专权乱政，就是一个突出例证。听政之地的太和门庭院，不幸也成了刘瑾演出专擅闹剧的舞台。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。此人原是钟鼓司太监，正德帝即位后颇会乖巧讨好，于是倍受信用，掌司礼监，成为管太监的大头目。明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六月二十五，正德皇帝御奉天门早朝听政。早朝罢，群臣叩头拜起，将要退朝的时候，忽然在御道上发现一封匿名文书，就是匿名信。信的内容是揭露司礼监太监刘瑾的不法罪行。御史将这封匿名文书上呈给正德皇帝阅览。刘瑾当场发泄淫威，决定报复。他宣布文武百官不许退朝，都要跪在奉天门前。刘瑾站在奉天门台基上，态度恶劣，辱骂官员，威逼群臣举报写这封匿名信的人。当时正是暑热伏天，烈日当空，热气袭人，没有阴凉，也没水喝。官员们长时间跪在金水桥南砖地上，口干舌燥，汗流浃背，饥肠辘辘，痛苦难言。由下朝跪到午后，昏倒的十多人，中暑死了三人。刘瑾无动于衷，命内监将昏倒者拽出去。百官在将近一天的罚跪后，并没有供出写匿名书的人来。刘瑾气怒之下，命锦衣卫将跪伏在奉天门的文武官员三百余人全部逮捕下狱，造成了正德帝即位以来的大寃狱。 日暮，三百多位朝廷官员被逮入狱，震动了整个京城，激起官民愤怒。这时，大学士李东阳挺身而出，直言诤谏。 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，做过侍讲学士，是东宫太子的老师，官一直做到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他在朝五十年，入阁十五年，历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、正德五朝，享年七十岁。府右街李阁老胡同相传曾因李东阳在此居住过而得名。李东阳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、书法家。罢政回家，宾客盈门，许多人慕名来请写字、求文章。堂堂当年宰相，并未积下什么产业，还要仰赖文字酬金来补贴家用。一天，夫人拿着纸墨进来，李东阳表示身体疲倦不想写，夫人道：“今日设客，可使案无鱼菜耶？”就是说今天请客，能让餐桌上没有蔬菜和鱼肉吗？东阳无奈，提笔写字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大学士李东阳过生日，他的两个门生鲁铎和赵永，都先后为国子监祭酒，二人相约以“二帕为寿”，一翻柜子，里面没有。怎么办呢？想起厨房里有乡亲带来的干鱼，就带干鱼去看老师吧！但到厨房一看，“食过半矣”，可能只剩下半条干鱼，于是就提着它去给老师祝寿。李东阳见后大喜，留下二人，让夫人烹鱼上酒，吃饭饮酒，极欢乃去。东阳廉洁风操，由上可见一斑。其保全善类，正人名士，阴受其庇，而气节之士，语多非之，也需谅解。 话说回来。大学士李东阳为三百多位官员被关在监狱事，紧急上疏正德皇帝。他说：匿名文字，出于一人，各官朝拜，仓卒而起，岂能知见？一人之外，都成罪人。他们戴枷，互相惊疑，而且天气炎热，狱气熏蒸，若再拘禁，数日之后，人将不自保矣！特望皇上降下纶音，先行释放，而后密访，查出匿名者，再置之典刑。李东阳上了奏章，刘瑾也微闻这封匿名信是他的同类内臣太监写的，于是，正德帝下令将三百余官员从狱中放出，对匿名信事件也就不再追究。 刘瑾“权擅天下，威福任情”，演出如此闹剧已不是第一次。在上年的三月，他就召集群臣到内金水桥前，命全都跪着，听他宣示所谓的“奸党”，包括大学士刘健、谢迁二人，尚书韩文等五人，还有侍郎、御史，以及相当于司局级的官员等，还有王守仁（阳明）等，《明史·刘瑾传》列出五十三人的名单。还有一次，他将尚书王佐等一百三十七人一起贬官。《明史》说刘瑾“屡起大狱，冤号遍道路”。刘瑾恶贯满盈，罪大恶极，最后得到“磔于市，枭其首”的下场。 上面说到的王守仁也有故事。王守仁（阳明），浙江余姚人，父华为成化十七年（1481年）状元。他当时任兵部主事，上疏谏言，得罪刘瑾。刘瑾大怒，矫诏杖守仁四十，但他死而复苏，被贬官贵州。刘瑾派人在路上欲加害于他。王守仁预料途中被暗算，行到杭州，深夜佯为投江，将衣冠鞋子浮在水上，遗诗云：“百年臣子悲何极，夜夜江涛泣子胥。”地方官员，信以为真，进行江祭，家里也信。他隐名埋姓，入武夷山中。后刘瑾伏诛，王守仁再起。 这些历史事件，过去常把罪责都算在宦官刘瑾头上。不错，刘瑾是有重要责任，但主要责任人应是正德皇帝。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——有正德皇帝的荒唐，才有太监刘瑾的胡闹。刘瑾只是一条恶犬而已，在堂堂奉天门前，责辱大学士、尚书等高官，罚跪朝廷三百多位官员，无非狗仗人势，皇帝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刘瑾又怎么可以“矫诏”？所以，人们在痛恨太监刘瑾的同时，也要批判正德皇帝的荒唐！ 王振和刘瑾两个大太监做尽坏事，自己也得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于谦和李东阳，王振和刘瑾，从正面和反面说明：做人做官，重在四正——养正心，勤正学，亲正人，行正道。 太和大殿 太和殿是皇帝至高、皇宫至尊、皇权至上的建筑象征。太和殿是以建筑的高度、体量、威严、艺术的视觉美感，进而转化为皇威、崇高、尊严和礼仪，达到“非壮丽无以重尊威”的效果。具体特点，有四个最字： 第一，建筑最高。太和殿是我国现存最高的宫殿建筑，“一高百高”。从地面到殿脊龙吻最高处达米（约相当于12层楼高），其整体及部件都是最高，以显示皇权至高无上。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有： 一是台基最高。中国砖木结构的宫殿，木料高度有限，需要借助高台来增加建筑高度。太和殿及其后面的中和殿、保和殿，共同坐落在汉白玉砌成的“土”字形须弥座高台上。台基又叫丹墀（chí），俗称月台。所谓“须弥座”，须弥就是须弥山，为印度古代传说中的世界中心，最初用于安放佛像和菩萨像。因此，用三层共米高的须弥底座衬托皇权的伟大与神圣。 二是明柱最高。整座大殿，共有72根巨柱支撑庞大的屋顶。其中殿内宝座附近的6根金柱最高最粗——高为米（约相当于4层楼高），直径为米。所谓“金柱”，其实就是木柱贴上金箔。明代做柱子时用的是楠木，采自川、广、云、贵等地；清代重建时，主要用的是松木，采自东北深山老林。如此粗大的木头极难寻觅，造价高昂。康熙时重建太和殿，已经有了节约意识，木料不够长就拼接加高，不够粗就包镶加粗。 三是龙吻最高。殿顶正脊两端，屹立着一对龙吻。每件高米、宽米、厚米，重约吨，由13块琉璃构件组成。龙吻背插宝剑，四爪腾空，口吞正脊，怒目威严。这对龙吻是现存中国古代建筑中体量最高大的。 总之，太和殿就成为中国现存最高的宫殿建筑。 太和殿是中国最高、体量最大、装饰最美、等级最尊的宫殿 第二，体量最大。太和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，“一大百大”，其整体及各个部件都大。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有： 一是开间最大。没有采用通常最高等级的东西九个开间，进深五间，就是所谓“九五”的“吉祥”数，而是十一开间。 二是面积最大。东西63米，南北35米，建筑面积达2205平方米。这是现存中国古代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的。 三是气魄最大。殿前东侧和西侧分别陈设铜龟、铜鹤，象征龟龄鹤寿、江山万代。左前角设汉白玉日晷，右前角设铜鎏金嘉量。日晷是我国古代的定时器，根据日影的长短和方向来确定时辰；嘉量是我国古代的标准量器——成为皇权的象征。殿前庭院式广场面积约30000平方米，多么开阔，多么有气魄！ 第三，装饰最美。太和殿是我国现存最美的宫殿建筑，“一美百美”，其整体及部件都最美。有诗云：“虽袭故而寡增，已穷妍而极态。” 一是藻井最美。殿顶中装饰藻井，井口直径6米，高米，上圆下方，中间雕刻盘卧巨龙，龙头下探，正中悬挂一轩辕镜，在御座上，金碧辉煌。 二是彩画最美。在太和殿室内外梁枋上，绘着金龙和玺彩画，图案以各种姿态的龙为主，如二龙戏珠、升降龙、行龙等，周围衬云纹、火焰图案。这种彩画是明清建筑油漆彩画中的最高等级。 三是金砖最美。太和殿内地面共铺二尺见方的大金砖4718块。金砖并不是用黄金制成，而是在苏州一带特制的御用砖。金砖表面色泽淡黑、油润、光亮、清雅，不涩不滑，经久耐用，土质好，烧工精，“敲之有声，断之无孔”。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第四，等级最尊。太和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尊的宫殿建筑，“一尊百尊”，其位置、整体及部件都显示尊贵。譬如： 一是位置最尊。太和殿坐落在中轴线上的核心位置，是皇权的象征。它南与太和门、午门、端门、承天门（天安门）、大明门（大清门）、正阳门、永定门相呼应，北与乾清门、后三宫、神武门、地安门、钟鼓楼，对称呼应。 二是殿顶最尊。采用古代建筑屋顶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顶。“重檐”就是两层屋檐，“庑殿顶”就是用一条正脊和四条斜脊组成的四面流水的四面坡形的殿顶。这既体现封建等级，又增加建筑高度。故宫仅有太和殿、乾清宫、坤宁宫、奉先殿和皇极殿是重檐庑殿顶建筑。 三是宝座最尊。这主要体现在大殿中的座台和龙椅，俗称金銮宝座——有须弥座式木基座，明代称为金台，故宫博物院为它命名为“楠木髹金漆云龙纹宝座”。基座正面和左右两侧各有丹陛三道，外有围栏。殿上满铺黄绒地毯，下衬棕荐篾席。（《青琱杂记》）基座上安设皇帝镂雕金漆龙椅。宝座后设雕龙髹金屏风，宝座前设宝象、甪（lù）端、仙鹤、香亭各一对。宝座两侧，六根金柱矗立，六条巨龙盘旋而上，龙头伸向宝座。所有这些都烘托皇帝和皇权的至尊。 太和大火 太和殿这座地位最尊贵的宝殿，在明清历史上，却被焚毁过四次。 第一次是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正月初一日。奉天殿（太和殿）举行盛大朝会，庆祝北京宫殿正式启用。永乐皇帝召见钦天监管时间的漏刻博士胡奫（yūn），让他占卜三大殿吉祥。胡奫受命占卜后，跪着奏道：“某年某月某日午时，三大殿当毁！”就是说，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四月初八日午时，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会遭火焚毁。这里说的午时，是指11点到13点，午正是12点。 永乐帝听后勃然大怒，下令把这位胡博士下狱。过了正月、二月、三月，三大殿都平安无事！到四月初八这一天，永乐帝静心地等待正午的时刻。报时官员奏报：现在是午正时刻！永乐帝既高兴又愤怒——高兴的是三大殿太平无事，愤怒的是胡奫胡言乱语，扰乱官心、军心、民心，也扰乱朕心。这时，狱卒报：以正午无火，胡奫在狱中服毒而死！但正午刚过三刻，突然接到奏报：奉天殿雷击着火了！三大殿都着火了！胡博士狱中自杀，永乐帝深为惋惜。 第二次是在三大殿重建后，明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四月十三日，惊雷引火，三殿尽焚。这是三大殿第二次被雷火焚毁。为什么三大殿连续两次遭雷火焚毁呢？那时候古人不懂避雷针的科学知识，北京夏秋时节多雷雨，宫殿又是高大木结构，于是宫殿发生多次被雷火焚毁悲剧。 第三次是在明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六月十九，归极门（熙和门）起火，火势蔓延，三殿再毁。这次三大殿仅在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使用了40年。 第四次是在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十二月初三日，太和殿火灾。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八十一）这次大火是由御膳房起火，火乘风势，金銮大殿，化为焦土。四名宫监责任人，被处以绞刑。这一年，吴三桂叛乱、北京大地震、太和殿大火。 明清北京皇宫太和殿被焚毁过四次。这是因为：其一，主要是木结构；其二，建筑高大易引发雷火；其三，没有避雷针的科学知识；其四，人为因素，不慎起火，延及大殿；其五，消防设备，不能配套。所以，一旦失火，延烧无遗。高大雄伟的太和殿，兴建起来费时费工、开支浩大。因为太花钱，每次烧毁之后都是过了很多年才重修，结果明代起码有3个皇帝一辈子也没见过奉天殿（皇极殿）完好的样子。 怎样防火救火呢？朝廷采用改殿名、祭火神、祀水神和安水缸等措施。 第一，改殿名。当时人们认为，既然雷火是从天上来，便从“天”字上找究竟——大臣们从“奉天殿”的匾额上找了原因。重修三大殿后的匾额，是悬挂竖匾还是悬挂横匾呢？有两种意见：一种意见主张悬挂横匾，理由是——原来是竖匾，匾上“奉天殿”三个字，“奉”字在上，“天”字被“奉”字盖住，“天”不出头，得罪了天，上天示警，两次天火，烧毁三大殿；悬挂横匾“天”字居中，中为大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虽然“天”字居中，但还是“奉”字在前，提出：“‘天’字居中、上出，‘奉’、‘殿’二字，两旁稍下、相对。”嘉靖帝听了之后，认为横匾固然突出了“天”字，但“奉”与“殿”两字靠下写，这样很不雅观。那么，怎样办呢？有人提出高见：取《尚书·洪范》篇“皇极，皇建其有极”、“惟皇作极”中的“皇极”二字，于是，改奉天殿名为皇极殿，匾上“皇极殿”三个字竖匾直书。这样一来，“皇”字在上，皇帝为天子，则顺理成章。最后，嘉靖皇帝拍板，改“奉天殿”名为“皇极殿”，殿的匾额，仍用竖匾，“直匾顺书如故”。就是仍用竖匾，自上而下，竖直书写“皇极殿”。这场殿名和匾额之争虽一锤定音，但火灾仍旧。 第二，祭火神。位于什刹海的火神庙，全称“火德真君庙”，历史悠久。明万历年间，为表达对“火德真君”的崇敬，将殿顶的灰瓦改成绿琉璃瓦。据说火神生日是六月二十三，于是明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就定每年六月二十二日为祀火神的日子。每到这一天，宫里就要派人来祭祀火神。每逢皇宫失了火，也要委派大臣来这里告灾，并求火神保佑平安。清乾隆时重修火神庙，又在山门及后阁顶上铺了黄琉璃瓦。慈禧太后在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太和门那场大火之后，惊魂甫定，就去这座火神庙进香，乞求火神保佑。慈禧太后亲自来烧香，算是给了这座小庙最高的礼遇。这座火神庙完好保存至今。 第三，祭水神。宫里本来供奉了水神——玄武神，地点在御花园钦安殿。玄武神相传为北方太极之神，在五行之中，北方属水，所以玄武神就是水神。其实太和殿檐角装饰的虬龙和行什，也有保佑大殿防雷防火的含义。 第四，安水缸。在故宫的各个地方放置了大小水缸308口，叫作“太平缸”，用来储水防火。大缸有铁的，有铜的，也有铜质鎏金的。一般来讲，铁缸是明代铸造的，铜缸有明代的，也有清代的，鎏金铜缸都是清代的。冬天缸下加温，防缸水冻冰。大缸雕饰华美，造价不菲。据乾隆年间《奏销档》记载，鎏金铜缸每口约重1696公斤，仅铜缸制造费就要白银500多两，再加上缸外覆盖的100两黄金，共需费至少白银1500两。故宫鎏金铜缸共22口，现存18口，其中太和殿前有4口。八国联军侵华时，窜入紫禁城，侵略者竟然用刺刀刮去缸上的金子。累累刀痕，至今可见，提醒人们，勿忘国耻！ 图为造于清代的鎏金铜缸 重建大殿 太和殿四经火焚，四次重建，有如凤凰涅槃，在烈火一次次再生。近六百年，岿然犹存，成为中国骄傲、世界文化遗产。 三大殿重建工程是极为浩大的。明永乐朝三大殿被焚毁后，到明正统六年（1441年）九月，才重修告成。经历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四代，整20年。 嘉靖时三大殿再遭雷火后，到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九月，重修三大殿告成。嘉靖年间，“南倭北虏”，修筑外城，又“营建三殿，岁无虚日”。 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，三大殿又遭雷火焚毁，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八月，三大殿再修告成。这中间隔了30年。 明末李自成占领北京，撤退前在紫禁城放火。这一烧，害得顺治帝只能在皇极门（太和门）举行登极大典。太和殿最后一次彻底修好，就要到康熙朝了。 第四次：清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太和殿又遭火灾。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二月，重修太和殿告成。今人看到的太和殿大体上是康熙朝重修的面貌。 太和殿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和艺术的集大成者，也凝聚了无数能工巧匠的心血。 营造宫殿所用的墨斗 据《明英宗实录》记载，正统五年（1440年）建奉天、华盖、谨身三殿，乾清、坤宁二宫，征发现役工匠、操练官军七万人之多。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三殿火灾，仅清理火场就用了三万名军工。不但费工，而且费钱。全国闹得“山林空竭，所在灾伤”。修好之后，又烧毁了。万历帝想要再修，结果花钱更多：“三殿工兴，采楠杉诸木于湖广、四川、贵州，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，征诸民间，较嘉靖年费更倍。”这么多钱，天启年间修成三大殿时却说“共用银五百九十五万七千五百十九两余”。这点钱连买木头都不够，显然大大缩水了。 皇家兴建宫殿，全国百姓遭殃。一些诤臣，冒死谏阻。嘉靖时的工部员外郎刘魁，江西泰和人，先叫家里买好棺材，然后上奏疏：“一役之费，动至亿万。土木衣文绣，匠作班朱紫，道流所居拟于宫禁。国用已耗，民力已竭，而复为此不经无益之事，非所以示天下后世！”结果触怒了嘉靖帝，刘魁遭廷杖，又被下诏狱。同狱三位难友，不许家中送饭，“三人屡濒死，讲诵不辍”。相比之下，清朝的江皋，当官做事就有技巧得多。 江皋，安徽桐城人，康熙时在广西柳州当知府。恰逢太和殿兴工，朝廷派使者来柳州采办大木，老百姓都很惊恐。老者们说：明朝修宫殿时就来这儿找大木，为此死者不胜其数，尸体横卧山谷。江皋同情，想出计策。使者到了，他让百姓带路，自己骑马和使者一起去找大木。只见一棵大树挺立在绝壁上，下面就是深谷。江皋下马，拉着使者爬山，越走山崖越陡，连侧身都没法下脚。使者咋舌说：“这可采不了！”回去奏明皇帝，把采办的事免了。 王骘（zhì），山东福山（今烟台）人，是我的烟台老乡。官至闽浙总督、户部尚书。康熙平三藩时，王骘为四川松威道，负责督运军粮。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”，《清史稿》说王骘一行“覆舟坠马，屡经险阻，师赖以济”。康熙重修太和殿时，命令到四川找楠木。在四川当过父母官的王骘，觐见皇帝，恳切陈词。大意是说：“四川大多地方是崇山峻岭，只有成都一带有些平地。大木生长地方，是高山深谷、人迹罕至，砍伐很不方便，这才能留下来。民夫进山采木，要攀着藤条、贴着山崖才能走，这就够难的了，而采完了的大木还要从山里运到江边，路途有百八十里，其间深涧急滩，溪流纡折，要花上几个月时间才能运达。运木头要掌握节令，水运必须等到夏秋水大时进行，陆运则要到春冬水小时进行，不是说沿着一条路走几天就到了，难着呢！”这就把采木的艰险讲得很实在了。王骘接着说：“四川连遭战祸，几百里地都荒无人烟。臣当年运粮行间，满目疮痍。好不容易平定了，可以休养生息，可是全省到现在也不过有一万八千多丁而已，还比不上其他省一个县的丁多。从这么点人里抽调五千人入山采木，需要的衣服、粮食、器具成百上千，民夫要从千百里外赶来，耕作之事都荒废了，国家上哪儿征税去？”一番情真意切，康熙皇帝被说服了，下旨说：“四川屡经兵火，困苦已极，采木累民。塞外松木，取充殿材，足支数百年，何必楠木？令免采运。” 康熙帝年轻时比较开明，他不仅谕准了王骘的奏请，而且批准了湖北巡抚石琳的奏议，放宽了在湖北采木的期限。前面说过，万历时为了重修三大殿，采木的地方有湖广、四川、云贵。康熙一朝，石琳任职湖北，江皋任职广西，王骘任职四川，都能为本地老百姓说话，减轻百姓疾苦。《清史稿》一个没忘，都把他们体恤民间疾苦的德政记载下来，至今值得称道。 太和大典 太和殿（奉天殿，皇极殿）是明清皇家举行重大典礼，例如登极典礼、大婚典礼、亲征典礼的地方。 太和殿是政治性、标志性、礼仪性的宫殿建筑。中国被誉为“礼仪之邦”。《左传》说：“礼，王之大经也。”太和殿是皇帝举行大典礼仪的殿堂，如“三大节”——正旦（春节）、万寿（皇帝生日）、冬至，其他如登极、大婚、立储、亲征等典礼，在此举行。 先说登极典礼。就是皇帝登极的即位大典。奉天殿（皇极殿，太和殿）自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正月初一启用，有明一代先后三次遭到焚毁。因为重修工程过于浩大，明朝在北京的十四位皇帝中，有七位皇帝（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、景泰、泰昌、天启）没有在这里登极。清朝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的皇帝有雍正帝及其以后的诸帝。 次说大婚典礼。在奉天殿（皇极殿、太和殿）举行大婚，应是少年天子，因为成年天子已经在登上皇位之前结过婚了，只有少年天子才能在皇帝位上册立皇后并举行大婚礼仪。这样，明朝只有正统帝（9岁）和万历帝（10岁）两位少年天子在皇帝任上完成大婚。正统帝朱祁镇在刚修完的奉天殿举行大婚礼仪时，油漆味还没有完全散去。万历帝任上虽然发生了明代最后一次皇极殿大火，但他总算赶在这之前大婚。所以，明朝只有两位皇帝的大婚之礼用上了奉天殿。清朝有顺治（6岁）、康熙（8岁）、同治（6岁）、光绪（4岁）四位少年天子在太和殿举行大婚典礼（溥仪虽3岁登极但结婚时已经退位）。 再说亲征典礼。永乐定都北京后亲征时，奉天殿已经被焚。正统帝亲征蒙古瓦剌时，匆忙无序，一片慌乱，哪里顾得上举行亲征大典！正德帝亲征时，怕大臣阻谏，施展小计，秘密进行，也没有举行大典。清朝只有康熙帝亲征过，倒是在太和殿举行过大典。可见，明清两代24帝的500年间，皇帝在太和殿举行亲征大典的，只有清康熙帝举行亲征噶尔丹大典的一个孤例。 明清在奉天殿（皇极殿、太和殿）举行的盛大典礼，应是既隆重、又庄严，相反是既纵情任性、又形同儿戏——太殿朝会留下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。 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，蒙古俺答汗的军队从古北口破塞入关，冲到密云，抢怀柔，围顺义，又到通州堵了白河的渡口，然后蹂躏昌平，甚至跑到明帝的陵寝（明十三陵在昌平界内），相当于今京北郊区县横扫一遍，百姓损失无算，“杀掠不可胜纪”。于是“京师戒严，召各镇勤王”。朝臣们都很着急，嘉靖帝却很久不上朝，重大军政机务，没法当面启奏。大臣们轮番请皇帝出来议事，嘉靖帝却总也不肯。多亏礼部尚书徐阶坚持，皇帝才终于答应。 一天，大臣们在天刚破晓时，就鱼贯入朝，恭恭敬敬地候着皇帝。嘉靖帝什么时候才出来呢？《明史》说是“日晡（bū）”的时候。“晡”是指申时，也就是午后3点到5点。嘉靖帝到了奉天殿，望着干等了一天的满朝文武大臣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就给了徐阶一道敕谕，让他把大伙引到午门，“切责之”！可怜的大明臣子们，一门心思想保朱姓江山，结果先是吃了闭门羹，继是被变相罚了站、罚了跪，最后是还挨了骂，事情又没办成，心里有多沮丧！ 后说宣统皇帝故事。更让清朝大臣丧气的是宣统皇帝。慈禧太后临终前传懿旨，由她夫家侄孙、年仅三岁的溥仪继承光绪皇帝的遗位，并让自己的侄子，溥仪的生父、醇亲王载沣监国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十一月初九日，宣统皇帝登极大典在太和殿举行。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回忆道：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，加上那天天气奇冷，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，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，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。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，双手扶我，不叫我乱动，我却挣扎着哭喊：“我不挨这儿，我要回家！我不挨这儿，我要回家！”父亲急得满头是汗。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，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。我父亲只好哄我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快完了，快完了！”典礼结束后，文武百官窃窃私议：“怎么可以说‘快完了’呢？”“说‘要回家’可是什么意思呵？”王公大臣们，议论纷纷，垂头丧气，认为这是大清皇朝的不祥之兆。 “末代皇帝”溥仪和他的父亲、监国摄政王载沣像 《礼记·乐记》说：“礼者，天地之序也。”宣统登极，礼仪失序，变成闹剧，大清覆亡，失去江山，成为必然。辛亥革命，民国建立，宣统退位，结束帝制。冯帅相逼，溥仪出宫，回到醇亲王北府（今宋庆龄故居）——真的是大清朝完了，真的是溥仪回家了！ 举贤荐能 康熙皇帝极为重视选拔人才，并且破格录用人才。他求贤若渴，在太和殿进行博学鸿儒科的举荐与考试，广为招揽人才，希望能争取士人之心，稳固清朝政权。 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正月二十三日，为选拔人才，康熙帝决定在三年一届的科举考试之外，加设博学鸿儒科，亲自考选高官们推荐的人才。康熙帝为什么要在正常科举考试之外特开博学鸿儒科呢？因为： 其一，清朝入主中原已有三十五年，南明几个小王朝都被扑灭，农民军余部也被逐一平息，明遗民有组织的抵抗趋于消弭，太平之世已露端倪。在以武打天下之后，应以文治天下。这就需要争取士人之心。 其二，时三藩之乱未平，海内骚然，人心不稳。一些士人，心存动摇。安定人心，首要收服士心。 其三，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多有气节，面对满洲政权，虽然硬顶不成，但惹不起总躲得起吧！所以，一批才俊，不考功名，不走仕途，游离于体制之外，成为隐逸之士，不能为清廷所用。 其四，当时在议修《明史》，需要大批人才，康熙帝想用“特召”的办法，招揽贤能人才，充实修史队伍。 康熙帝广为招揽人才，争取士人之心 康熙皇帝确是求贤如渴，制定了宽松的举荐条件。但是，仍有很多士人坚守节操，拒不接受推荐。至于拒绝的办法，则是各显神通： 一是隐居。比如九岁就能写文章的贺贻孙，江西永新人，名声很响，明亡之后，隐居不出。有官员想举荐他应试博学鸿儒科，写了信给他。贺贻孙见信脸色一变，说：“我逃避得了这个世道，却没逃得了功名啊，功名实在太牵累人了！我以后就消失了！”于是“剪发衣缁，结茅深山”，就是剪了头发，换上僧人袈裟，逃到深山里，用茅草搭了个房子住着，从此再没有人能找到他的踪迹。 二是称病。思想家傅山（青主），山西阳曲人，明清易代后，就穿上了道士衣服，在地里打个洞居住，赡养老母，直到天下大定，才出门和人来往。他被推荐应试的时候，都七十二岁了，坚决不从。地方官强迫他从命，让人抬着他的床上路进京。到了距京城二十里的地方，他誓死不进城。大学士冯溥看不下去，率先来劝告，朝中大官们也来看望，可是傅山不迎不送，就躺在从家里抬来的床上。左都御使魏象枢一看，上奏说：傅山岁数大了，身体不好。这算给了康熙帝一个台阶下。于是康熙帝下诏，就不让参加考试，封给他一个内阁中书（正七品）的职务以示荣宠。冯溥要傅山谢恩，不从就让人抬着他去。结果傅山还没进宫，刚望见大清门，触景生情，想起亡明，“大明门”改名“大清门”的伤心往事，让他止不住地流泪，整个身子都扑倒在地。魏象枢大概怕他乱说话，赶紧上前说：“止，止，是即谢矣！”行了，行了，这就算谢过恩了！等他总算踏上归程的时候，冯溥以下大臣都来送他。只见傅山舒口气，说：从今往后就逃脱出来，没什么牵累了！傅山虽名义上当了内阁中书，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做，而是无论冬夏都只穿布衣，自称为“民”，从不说自己是官，死的时候也穿着道士服入殓。傅山工书画，他曾说：“书宁拙毋巧，宁丑毋媚，宁支离毋轻滑，宁真率毋安排。”《清史稿·傅山传》说：“人谓此言，非止言书也！”人如其字，字如其人，这值得深思。 三是抗拒。比如著名思想家顾炎武，江苏昆山人，明亡之后，誓不降清， “一年之中，半宿旅店”，先后“四谒孝陵，六谒思陵”，心向故明。当时大臣们争相举荐他应试，他不领情，而且“以死自誓”，宁死不从，众人只得作罢。他有位好友，本来关系很紧密，就因为人家应征赴试，便从此绝交。 四是妥协。大思想家黄宗羲，浙江余姚人，当时获得了叶方蔼的推荐。叶方蔼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、修《明史》总裁官，后来担任博学鸿儒科的阅卷官。有这样的人推荐，当然备极荣耀。可是黄宗羲多次辞谢，总算推掉了。博学鸿儒科试后，选出的才俊投入《明史》的编撰工作，叶方蔼受命监修。他不死心，想请黄宗羲出任顾问。当地最高级官员——总督和巡抚——备了礼物来聘任黄宗羲，又被推辞掉了。朝廷商议，黄宗羲恐怕来不了了，就请皇帝下令，让浙江巡抚抄录黄宗羲著作中有关明史的部分，送到京城，并让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参与修史。一天，大学士徐乾学在南书房值班，康熙帝问起遗民中有何贤达，徐乾学又推荐了黄宗羲，并解释说他已经老了。康熙说：“可以请先生到京城来，朕不交办他任何具体事情。等先生要回乡，一定派官员护送他。”徐乾学回说黄宗羲真的很老了，没有来京的意思，引得康熙帝连连叹息人才之难得。康熙帝确有虚怀若谷的求才之心，黄宗羲也就没有一味硬抗。虽然黄宗羲屡辞不就，但《明史》的纂修者每有大事，常会向他咨询，或请他审稿，或请他提出建议。他还把自己积累的资料给明史馆用。 大故宫 第二部分 殿试赐宴 康熙帝的人才选拔政策，使得一年之间，北京“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”。对于来京的名士，康熙帝想得很周到。他下令户部每月发放太仓大米，把这些人才供养起来，度过天寒日短的冬天再说。等到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三月初一，正是北京阳春三月的和暖季节，清代第一次，也是最为盛大的一次博学鸿儒科考试，在太和殿和体仁阁隆重举行。 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考试，究竟在哪里举行？有说在太和殿，也有说在体仁阁。《清史稿·彭孙遹传》记载：召试太和殿，赐宴体仁阁。当时参加考试的尤侗也记作：“太和殿御试，赐饭体仁阁下。”这是一手材料，应当较为可信。清末的掌故书《瞑庵二识》里则说是先到太和殿行礼，然后去体仁阁答卷和赐宴，可资佐证。所以《清史稿》的两个说法都对：太和殿是举行礼仪地方，抬高考试地位；体仁阁则是答卷和赐宴的地方——太和殿和殿前的体仁阁都算博学鸿儒科考试的场所。 体仁阁是康熙朝博学鸿儒科的考场所在地 康熙朝博学鸿儒科，参加考试143人。考场地点，在体仁阁，环境不错，华丽殿阁，遮挡风沙。考场条件，有桌子可凭写，有椅子可坐着，还为考生提供笔墨等。考场氛围，特地撤去护军监场，消除考生紧张情绪，使其“吟咏自适”。考试题目有两道：一道是赋——《璇玑玉衡赋》；一道是诗，《省耕诗》，五言二十韵。考试时限，也灵活，答完即可出考场，答卷慢的发给蜡烛，最迟可以夜里再交卷。可想而知，各地士子考生经历如此厚待，怕要终身感戴皇恩不尽。考生饭食，答卷中宴会，康熙帝买单。 考生宴会怎样举行呢？据考生施闰章回忆，到了中午，听到宣示：“馆选廷试，例不给馔。嘉尔等学行名儒，优以旷典。”就是皇帝要破格赐宴了。据另一位考生毛奇龄回忆，当时在体仁阁设宴，考生四人一桌，共五十桌，都赐座位。光禄寺负责准备饭食——先上两道茶和四道时鲜果品，再上十二道菜，都用精致的大碗盛放；主食有四种：馒首、卷子、红绫饼、粉汤（面条），都是面食。大概考虑到考生以南方人居多，又上“白米饭各一大盂”。这让南方考生尤其受用，不仅浙江萧山来的毛奇龄念念不忘，安徽宣城人施闰章也特地写道：“治南馔，张椅坐，盖前所未有也！”就是说给桌子椅子，吃南方口味的饭菜，这在清廷还是头一回发生。据说这餐御赐宴会，价值四百两银子。饭吃完了，又赐茶，然后继续答题。 博学弘儒考试结果，考取一等第一名彭孙遹（yù），一等20人，二等30人，共50人，都授为翰林官，到史馆纂修《明史》。按实际参加考试者计算，考取率约为。 尤侗有诗写康熙博学弘儒科云： 圣主垂衣雅好文，征书早染御炉熏。 九天龙凤飞千尺，万国鹓鸾集几群。（鹓鸾，音yuān luán，指朝臣） 彩笔拟从前席献，铏羹先向大庖分。（铏，音xíng，盛羹的器皿） 自怜风雨蓬茅下，白首重瞻五色云。 蒙天子特招，见达官显贵，著锦绣文章，吃珍馐御宴——就算白了头发，在风雨中蜗居茅草屋，还神往那紫禁城上的五色祥云呢！康熙帝借开博学鸿儒科笼络士心的目的，算是圆满达到了。 清代博学鸿儒科仅两次：康熙举办过一次，乾隆又举办过博学鸿词科一次，士子能赶上一回是很不容易的，但有位朱彝尊，浙江秀水（今嘉兴）人，自己考上了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，他的孙子朱稻孙又考上了乾隆朝的博学鸿词科，祖孙入选，世所仅见，有清只此一例，传为文坛佳话。 康熙帝在太和殿及殿前庭院东侧的体仁阁，亲自举办考试、披览试卷，选拔博学鸿儒，更为明清两代六百年历史所仅见，堪称文坛盛事。 在太和殿举行的博学鸿儒科，其“和”字理念，对于消弭满汉文化冲突、协和满汉民族关系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 “治天下在得民心，士为秀民，士心得则民心得矣！”康熙帝明白这句话的分量。他的博学弘儒，旨在争取士心。康熙帝之所以成为千年一帝，比较重视民心，尤其重视士心，争取名士之心，是一历史经验。 中和方殿 在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，有一座风格独特的殿堂，这就是中和殿。中和殿平面呈正方形，殿顶为金色圆形，寓意是“天圆地方”。中和殿是建筑艺术中的奇葩，其建筑格局、建筑艺术，同太和殿与保和殿相比，迥然不同，很有特色。 中和殿与太和殿、保和殿形制不同，颇具特色——正方，单檐，四角攒（cuán）尖，鎏金圆顶，“如穿堂之制”，像亭式建筑，其特点是： 第一，方形圆顶。我们一看中和殿，最直观的印象是：华盖金顶，建筑特殊。就是说中和殿的建筑形式，平面呈正方形，殿顶金色圆形，寓意是“天圆地方”。殿的屋顶，不是重檐，而是单檐，四角攒尖，屋顶覆盖黄色琉璃瓦，中为铜胎鎏金宝顶。故宫大多殿堂，平面都是长方形的，太和殿、保和殿、文华殿、武英殿、养心殿、养性殿等，只有两座殿堂例外——中和殿与交泰殿，这就避免了外朝三座大殿建筑形式的雷同。 第二，四面门窗。中和殿四面出廊，都不砌墙，满设门窗。各门之前，都有石阶，东西陛（台级）各一出（一道），南北陛（台级）各三出（三道），中间为浮雕云龙花纹的御路。殿四面开门，南面满装槅扇门12扇，东、北、西三面槅扇门各4扇，总共24扇。殿的正中，安设宝座。 第三，体小精美。中和殿虽体量较小，但小巧精美。殿的内饰，雕刻精美、金砖铺地，富丽堂皇。中和殿的房檐，均饰金龙和玺彩画。中和殿的建筑面积为580平方米，其建筑高度、东西宽度、总的面积，相当于太和殿的近四分之一。 中和殿平面呈正方形，殿顶为金色圆形，寓意是“天圆地方” 为什么中和殿的建筑形式特殊呢？我想原因，主要有三： 一是空间因素。太和殿到保和殿的距离约84米，而太和殿纵深为35米，太和殿北阶到中和殿南阶仅有米，这中间盖一座大殿地方不够。在太和与保和两大殿之间，哪里还有地方建一座巨大的中和殿呢！ 二是美学因素。建筑美学，讲求变化，避免雷同，高低起伏，大小相间。在两座长方形大殿中间，建一座方形小殿，既不雷同，也不呆板，还能同后三宫的交泰殿相呼应。 三是哲理因素。在太和、保和两座大殿之间，建一座方形小殿，不仅使中和殿在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保持和谐与平衡，而且在外朝三殿与内廷三宫之间也保持和谐与平衡，进而体现儒家“中和”的理念。 中和殿正中设地屏宝座，宝座也在子午线即中轴线上。中和殿在不同时期，不同场合，有着多元的使用功能，也就是多功能厅。 第一，休息厅。就是皇帝的“休息室”。明清两朝，太和殿举行各种大典之前，皇帝先在中和殿小憩，并接受执事官员的朝拜。这里也就是皇帝举行大典前的“休息室”，如同大礼堂、大会堂旁的休息室、贵宾室。凡遇正旦（过年）、万寿（皇帝生日）、冬至三大节日，皇帝先到中和殿升座，到了正点的时刻，皇帝由中和殿出来，到太和殿接受朝贺。 第二，宴会厅。据《悫（què）书》记载：明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，崇祯帝御中极殿（中和殿），召对大臣，赐坐宴饮。这次宴会，太监布席，与宴者十三人，每人一桌，饮酒用金莲花杯。杯高大如瓶，口圆四寸，下有三小蒂承之，旁有荷柄。每桌三十余件餐具。前各摆设两个花瓶，瓶中插莲花。光禄寺（负责宴会）官员八人行酒。又如顺治四年（1647年）正月，皇上御中和殿，赐蒙古杜棱郡王楮鲁木宴。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八月，顺治帝御中和殿，接见平西王吴三桂，并赐宴。（《清世祖实录》卷五十九)顺治帝常在此殿举行宴会。 第三，议事厅。崇祯帝有时在中极殿（中和殿）举行重要会议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三月初二日，召吏部尚书等议事，当议到兵饷、民食时，户部尚书程国祥言：“京师赁房月租及天下会馆租，岁可得五十万。”还要搜刮民脂民膏。工部右侍郎蔡国用言：崇文、宣武街石，除中道外，可培修外城。”把崇文门和宣武门马路上的铺路石，除当中一条外，全都挖出，修补外城。对于这个馊主意，有识之士，笑其无能。到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初二日，崇祯帝在中极殿（中和殿）召集文武大臣会议时局应对的“方略”。这时，距明朝覆亡只有半个月，与会大臣三十余人，他们的态度十分悲哀：“三十余人皆漫应支吾无他语。”明朝灭亡，已成定局。 第四，典仪厅。凡遇皇帝亲祭，如祭天坛、地坛、先农坛、太庙等，皇帝于前一日在中和殿阅视祝文（祝祷的文稿）；祭先农坛、举行亲耕仪式前，要在此查验种地的种子和农具；如皇太后上徽号、册立皇太子、册立皇后等，皇帝在此阅视册文。《实录》、《玉牒》告成礼，恭进中和殿，呈皇上御览，同时要举行隆重的存放仪式。 中和理念 中和殿的殿名变化十分有内涵。先叫华盖殿，再叫中极殿，后叫中和殿，三易其名，很有哲理。怎样看待它名称的衍变呢？从中又可以汲取那些智慧呢？ 中和殿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。初始的殿名，依照南京宫殿的名称，叫华盖殿。 故宫三大殿，初始名为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。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四月初八日，一场大雷火，三大殿被焚。明正统六年（1441年）三大殿重修告成，从火焚到建成，历时二十年。明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又焚毁。 新建三大殿的殿名叫什么？两种意见：一是照旧，因旧殿名是明太祖定的，明成祖沿袭的；二是改名，因“上天垂示至今已两矣”。三大殿先后两次被雷火焚毁，这是嘉靖帝坚持更改殿名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九月初一日，将重修后的三大殿依次改名为皇极殿、中极殿、建极殿。现中和殿天花板内构件上仍遗留有明代“中极殿”墨迹。 清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清皇室入主紫禁城。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五月再修，依次改三大殿名为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。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再修，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重修。直至清亡，没再改名。 故宫三大殿的殿名，明初奉天殿突出“天”，嘉靖改名皇极殿突出“极”，清改名太和殿突出“和”。从突出天神，到突出皇威，再到突出国和，反映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前进，理念在进步。 雍正帝曾在中和殿前后两庑熬夜披览奏折 这里我特别说一下中和殿的殿名变化及其理念。 先说华盖殿。华盖殿名称，是有讲究的。“华盖”二字的含义：“华”就是华丽；“盖”就是遮盖——用大白话来说，就是华丽的伞盖。当今用伞，或为避雨雪，或为遮阳光。老百姓家的伞，再好看也没有特殊的名字，但皇家的伞，就要有一个高雅的名称，就是华盖。按照伞的形状，或华盖的形状，建造的宫殿，就叫做华盖殿。 “华盖”二字，还有典故。崔豹《古今注·舆服》记载：“华盖，黄帝所作也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常有五色云气，金枝玉叶，止于帝上，有花葩之象，故因而作华盖也。”本来为遮阳、挡雨的伞，到了黄帝那里，就变成了“五色彩云”的华盖。 “华盖”赋予星座的玄彩。《晋书·天文志上》记载：“大帝上九星曰华盖，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。”《宋史·天文志》说：“华盖七星，杠九星如盖，有柄下垂，以覆大帝之座也。”一把雨伞或阳伞，又同天上的星座联系到一起。皇帝出行时车上的伞，不仅是“五色彩云”，而且是天上星座，叫作华盖。因此，皇帝出巡，前导举着圆形大伞，已经不是为遮阳，也不是为挡雨，而变成一种礼仪。 “华盖”本是挡雨遮阳的人间伞，却染上祥云、星座的神秘色彩，所以用“华盖”来命名皇宫的宫殿，既形状相似，又庄重华贵，既上达天庭，又下接皇权，于是把皇宫外朝三大殿中间的一座殿堂，命名为华盖殿。 次说中极殿。明嘉靖朝定中极殿名称，也是有讲究的。它位于皇极殿与建极殿之间，也就是居于“皇极”与“建极”的两“极”之中，处于“中极”的地位，所以名叫中极殿。 再说中和殿。清顺治朝定中和殿的名称，更是有讲究的。“中和”理念源自儒家经典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意思是说：喜怒哀乐在没有发泄时，叫做“中”；在发出来后都能恰到好处，叫做“和”。所以，“中”是天下重大的根本，“和”是天下通达的大道。能够保持住中和，天地就能各安其位，万物就能适时生长。中和殿在太和殿与保和殿中间，借用这个典故，表示中和理念，体现中和智慧。 “中”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精华。中，就是说话、行动，做人、做事，要执中，要适当，不偏激，不极端。 “和”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理念。《论语·学而》说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也是强调“和”。 清顺治朝将皇宫三大殿的皇极殿、中极殿、建极殿，依次改名为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，就连太和殿庭院的侧门——左顺门后改为会极门，清改为协和门，右顺门后改为归极门，清改为熙和门，这样太和、中和、保和三殿的殿名，太和、协和、熙和三门的门名，都突出“和”字，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。“和”字为重，“和”者为尚，具体说来，就是大贤大智者所概括的“六和”——自己和悦，人我和敬，家庭和睦，自然和顺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和平。 总之，“中和”的理念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。我们参观故宫，透过中和殿，既能看到中华文化的外在风采，又能体悟中华文化的内在精髓。 保和宫殿 三大殿庭院，起于太和门，兴于太和殿，收于保和殿。保和殿位于三大殿庭院的北端，是这座壮丽庭院的收尾之笔，因而处处与太和门、太和殿相呼应，以收浑然天成之效。 在外朝三大殿中，保和殿面积，次于太和殿，大于中和殿。前面讲过，太和殿为十一开间、进深五间，保和殿则面阔九间、进深五间，恰合“九五之尊”的吉祥数。保和殿通高米，比太和殿矮5米多，建筑面积1240平方米，略多于太和殿的一半。殿里地面也铺设金砖。金砖产自苏州一带。当年永乐建紫禁城时的御窑之一，在今苏州市相城区陆慕镇御窑村，世代传承，御窑遗址，至今犹存，其烧造技艺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太和殿的屋顶为重檐庑殿顶，规制最高；保和殿则采用重檐歇山顶，规制仅次于重檐庑殿顶。在常见的庑殿顶、歇山顶、硬山顶等之中，庑殿顶前面讲过，这里介绍硬山顶和歇山顶。旧式瓦房多为硬山顶，就是两侧山墙是垂直的。歇山顶呢？歇山顶的特点是：分上下两部分——上半部分类似硬山顶（是垂直的），下部分是斜面的。歇山顶的屋脊上半部分中有横脊，横脊两端各辐射出两条侧脊；横脊前后为斜面，同一边的两条侧脊则夹出立面。四条侧脊下端各辐射出一条斜下的短屋脊（学名叫做“戗脊”），形成前后左右四个斜面，构成歇山顶的下半部分。这样，歇山顶一共有九条屋脊、四个斜面和两个立面；如果增加一重屋檐，就又增加四条屋脊、四个斜面。屋檐、斜面、立面和屋脊的繁复组合，既有实用目的，也有艺术风采，更彰显皇家建筑的气势和华贵。天安门、端门等是重檐歇山殿顶。保和殿的檐角同样装饰小兽，但只有九个，比太和殿少一个——“行什”，不过已经比其他宫殿都要多了。 保和殿几经大修，殿后的大石雕，却为明永乐建紫禁城宫殿时的原物，只是在乾隆年间凿去大约米厚的旧有花纹，重新雕刻流云立龙图案。这件十分珍贵的文物，当中刻着九条蟠龙，四周为缠枝莲花纹，下部为海水江崖，中间为流云，气势磅礴。石长米，宽米，厚米，重200吨，为宫中石雕之最，俗称大石雕。 保和殿后的大石雕是宫中石雕之最 经过测算，大石雕毛坯重量约为300吨。石料采自今北京房山大石窝。这里距紫禁城约一百多里，既没有起重吊车，也没有运输机械，巨石是怎样运到这里的？有学者研究，这块巨石，在紫禁城三大殿建成之前运到，就地雕刻，安装到位。运输方法：在寒冷冬季，于运道路旁，每隔一里，打一眼井，汲水泼路，结成冰道；工匠民夫们，利用冰船，驱使大批骡马拉拽，使石料在冰道上滑移，缓慢行进，运到工地。 《清圣祖实录》记载，康熙帝听故明太监讲故事：保和殿初建时，采买搬运巨石到京，不能运入午门，运石太监参奏此石不肯入午门，便命太监将石捆绑，打六十御棍。当然打御棍巨石也不能进午门，还是靠智慧才运来的。 这块大石雕为什么没有用在太和殿的正前面呢？有一种看法是：由于石坯在“三大殿”建成之前，已运至靠近保和殿后的位置，雕成后因难于运输，特别是难以通过门阙，只得就近安装在保和殿后正中的御路上。 这事可以讨论。三大殿御路上的石雕，最重要的有两块：一块在太和殿前，另一块在保和殿后。按常理说，太和殿前石雕比保和殿后石雕更重要、更显眼。但是，这块最大的石雕，为什么没有安放在太和殿前，而安放在保和殿后呢？ 如果这块大石雕，是为了给皇帝看的，安放在什么位置，其效果最佳呢？皇帝居住在乾清宫，御政在保和殿、中和殿、太和殿，大石雕恰在皇帝御政（上班）必经的御路之上。皇帝每次从乾清宫出来，出了乾清门，这块大石雕立即映入眼帘。大石雕的宽度，恰是御轿的宽度，两旁是抬轿太监行走的左右两行小台阶。皇帝乘坐御轿，在大石雕上经过，何等气势，何等庄严！ 而太和殿前石雕，虽然在御路上，但皇帝很少走，也很难看得见。因此，从乾清宫到乾清门，到保和殿，这段御路不长，却是中轴线上最奢华的一段。乾隆帝格外重视这块大石雕，并重新雕刻这块大石雕，可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一点。 保和殿后大石雕，是紫禁城游客必看的一个景观。 保和殿试 保和殿除曾作为清顺治帝和康熙帝的寝宫，以及皇家宴会厅、会议厅、接见厅、仪礼厅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功能，就是举行殿试的场所，也就是举办国家考试的场所。 “学而优则仕”，科举是明清时期读书人做官的正途。科考制度，设计严密，层级很多，攀登艰难。读书人十年寒窗，拾级而上，成功者少，失败者多——未必能求得半点功名。一旦打定主意走科举之路，首先要参加县、府、省三级的“童试”，也就是童生试，过关之后成为“秀才”（生员），分别为县、州、府学的生员。尔后参加“乡试”。“乡试”为省级考试，三年一比（届），由朝廷派官主持，秋天在省里举行，所以又叫“秋闱”。乡试中榜，就称“举人”（第一名称解元），获得了参加国家级考试的资格。国家科考也是三年一比（届），分两试：首先由礼部举办“会试”，在春天举行，所以又叫“春闱”。会试者不限年龄，“番禺王健寒九十九岁，尚能入试，握笔为文”。（陈康祺《郎潜纪闻》卷四）会试地点主要在贡院（北京贡院胡同），考取者称“贡士”（第一名称会元）。贡士才有机会参加朝廷举办的“殿试”。殿试明初在奉天殿（太和殿），后多在保和殿，乾隆后定制在保和殿。 殿试是考进士，如何进行呢？ 首先是出题。据参与命题的清末重臣翁同龢在《翁文恭公日记》里记载，某年四月二十日寅时（寅正4时）三刻，他到西苑（中南海）听旨，被任命为殿试读卷官。然后与其他读卷官一道，草拟“策问”题目八道，进呈光绪皇帝。皇帝看过，用朱笔圈出四道。读卷官把这四道考题工整书写，用封筒装好，再呈皇帝。这时已到中午时间。饭后试卷发回到读卷官处，经过密封，运到内阁大堂（以后讲）。监考的御史已在内阁大堂等候。除了主考官和读卷官，其他人等一律屏退，由读卷官书写正式试题。酉正（18时），刻字匠齐集大堂。护军统领把大堂前后门都封闭，戌初（19时许）发刻试卷。到子正一刻（0时15分）刻成，经过校对、印刷、装订，寅正（4时）完毕，共印370份。从出题到印卷，整整一天一夜。安排如此紧凑，为着防止泄题。 其次是殿试。殿试二十一日黎明，考生（贡士）们在太和门两边的昭德门、贞度门集合，由官员引领穿过太和门，经太和殿两侧中左、中右门，到保和殿丹陛下。一位大学士把考题授予礼部堂官。贡士们面北行三跪九叩礼。然后由礼部官员分发试卷，考生要跪着接受，行三叩礼。鸿胪寺官员引领考生到考桌前，答题正式开始。随卷下发的还有答题纸，答题纸长一尺四寸，白宣纸，凡八开，红阑格，每开十二行，行二十二字，抬头顶格加二字，共二十四字。这样，每页不算抬格，共可写264字。书七开半为满卷，写满为1980字。为防写错，要打草稿。正本要用端正楷书来写，格式严谨，不得涂改。可见，殿试不仅比试思想和文采，也要比试书法和缜密，乃至韧性和体力。考试以一天为期，实在熬人，但也有些人性化措施。比如，殿试给每个考生设有考桌（会试为矮几）可以伏案写卷；考试当中进餐，由光禄寺负责预备红绫饼，有时也给茶喝。 再次是阅卷。殿试完毕，决定考生命运的阅卷立即开始。交卷以日落为限。诸贡士答题完毕即可交卷，答卷密封后，放到箱子里，送往午门内的朝房，交给收掌官。收掌官将答卷转送给读卷官阅读。读卷官阅毕，主考官等拟定前十名答卷，进呈皇帝。皇帝钦点一甲前三名，就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读卷官将后七卷填写二甲名次，交内阁列金榜。 最后是发榜。殿试一般在考试两天后发榜，考中者分为三个等级：一甲三名，第一名状元、第二名榜眼、第三名探花，为“进士及第”；二甲若干名，为“赐进士出身”；三甲若干名，为“赐同进士出身”。一甲为三名，固定不变；二甲和三甲的名额，每科不同。二甲名额较少，三甲名额较多。明朝殿试，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最少取31人，洪武十八年（1385年）最多取472人；清朝殿试，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最少取81人，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最多取399人。清朝平均每科取进士236人。清代中进士年龄最小的16岁（虚岁），一位是安徽合肥人李孚青，另一位是满洲正黄旗人伊桑阿。后者官礼、吏、户、兵部尚书，文华殿大学士。 中进士者的名单写在黄色榜上，称为“金榜题名” 发榜前由礼部官员在保和殿传胪（唱名），宣布考中进士的甲第和名次，并将名单写在黄色榜上，所以称作“金榜题名”。新科状元率领进士们走出太和门、午门、端门、天安门。走出午门中门的，只有一甲状元、榜眼、探花才能享受如此尊荣。黄榜贴在长安左门（在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前）附近。顺天府尹设宴招待新科进士。新中进士，“一登龙门，身价百倍”，成为朝廷执政集团的官员。 钦点翰林 在帝制时代，哪里升官机会多、速度快呢？答案是“三近”：近皇帝、近皇权、近皇宫，愈近皇帝、皇权、皇宫就升迁得愈快。哪里离皇帝、皇权、皇宫最近呢？明清时期，答案是内阁、南书房（康熙时设）、上书房、詹事府和军机处（雍正时设）等。怎样才能被皇帝选中，进入这些地方？答案是：进入翰林院，俗称“点翰林”。 金榜题名，标志着漫漫科考路走到尽头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但是，考取进士之后，并不能直接出将入相，显贵于世。相反，考中进士，只能获得担任县令、六部主事等七品、六品小官的资格。从七品到一品，整整十四个台阶，进士刚迈上第一个台阶。无论在地方衙署或在中央部门，升迁的机会都并不多，速度也很慢。绝多数人默默无闻，在低品秩位置上结束官场生涯。“点翰林”则可以改变这些人的命运。 清承明制，翰林院官员，多出自翰林，据统计：清代汉大学士共119人，其出身翰林（含庶吉士）101人，进士17人，举人仅左宗棠一人。翰林出身的占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。所以，《清史稿·选举志》说：“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。”因此，考中进士之后，士子下一个目标就是：考庶吉士（类似读研），进翰林院。 怎样才能进翰林院？正途是通过两次考试：朝考和散馆。 朝考，是翰林院庶常馆（类似研究生班）庶吉士的入门考试，就是已经录取的进士，除一甲三名免试外，其余再举行一次考试，叫作“朝考”，选拔庶吉士，到翰林院学习。于是，《明史·选举志》说：“庶吉士始进之时，已群目为储相。”学业三年以后，举行毕业考试，称为“散馆”。据统计，朝考录取人数，最少一次是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为10人；最多一次是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为99人，清代26846名进士中，共考选庶吉士5742人（邸永君《清代翰林院制度》），平均每届约人,入选率不到四分之一。 散馆，是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的毕业考试。庶吉士经过三年清贫学习生活，要举行毕业考试。考试成绩分为三等：一等者，留馆，授予翰林官；二等者，或留馆，或工作；三等者，或再读三年，或退回进士候缺分配工作。只有上等和中等者，才算是翰林。在明清时代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，其最高层次则是翰林。这样一来，朝考—庶吉士—散馆—翰林官，构成了一条通向皇帝身边的快速通道，而且几乎是唯一的通道。当然，就算成为翰林官，也还要努力争取，任侍讲、侍读、经筵讲官等，这样被皇帝注意的可能性才最大。 点翰林在仕途上如此重要，朝考和散馆当然备受瞩目。偏偏有的皇帝和权臣，拿点翰林不当回事。《明史·选举志》记载：万历二年（1574年），当时权倾朝野的张居正遇到了件不高兴的事——他的儿子会试没有通过。孩子不争气，干他人何事？然而大权在握的张居正偏要拿一班新科进士出气，“遂不选庶吉士”，断了这些人点翰林的通路。有不让入学的，就有不让毕业的。万历后期，言官王元翰曾上书皇帝，痛陈让他想要大哭一场的八件事，其中就有“庶常（庶吉士）散馆亦越常期”——到期不举行毕业考试，平白积压人才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奏章上去，皇帝怎么说？《明史·王元翰传》记了四个字：“帝皆不省。”任你如何写，他不当回事——不说白不说，说了也白说。 清代的皇帝，比较重视朝考和散馆。但是皇帝在乎，偏有考生不在乎。乾隆朝的一位状元钱维城，受修撰，为“清书翰林”，就是学满文的庶吉士。钱维城天资聪慧，觉得满文好学，不怎么上心，结果散馆考试时竟然交了白卷。乾隆帝大怒道：钱维城难道觉得国语不值得学吗？竟然敢违抗祖制，一定要法办！军机大臣傅恒求情，说钱某汉文好，可以宽贷吧。乾隆帝给傅恒个面子，把钱维城召到保和殿阶下站立，出题考他。钱维城背靠着础石，挥毫疾书，不到一刻钟就写完了。乾隆帝惊异于他的才华，任命他为南书房供奉。钱维城后来官至户部侍郎，很受宠幸。这算“坏事变好事”的实例。当然，大部分考生对翰林官极其向往，甚至走个后门也要挤进翰林院。康熙年间，庶吉士张逸少散馆没考好，被发出去做知县，后来又升到知州。他的爸爸张玉书，时任大学士，专门上折子，请皇帝把儿子调回来。于是康熙帝授予张逸少翰林院编修职务，算是做了个人情。 翰林也有送人情的。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，乾隆帝给参加会试考完三场的99岁山东老举人李宏道翰林院编修（正七品）衔、89岁以上彭以猷等40人翰林院检讨（从七品）衔。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千二百七十八）他们这种终生学习和执着的精神，着实感人，令人敬佩！ 《论语·子张》曰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人们往往记住“学而优则仕”， 却常常忽略“仕而优则学”。终身学习，坚持不懈，毅力可嘉，精神可敬。 文华经筵 明清皇帝怎样接受教育呢？主要是通过“经筵”。 什么是“经筵”？“经”指经典，主要是儒家的“五经”即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、《春秋》等。“筵”的本意为竹席，引申指座位，此处是“讲席”的意思。合起来，“经筵”就是儒臣给皇帝上课，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等，也就是皇帝学习的制度。明清时期，大经筵多在文华殿举行。 图为明人绘《经筵进讲图》 明清经筵，礼制相同，略有差异，以清为例，综合叙述。先由礼部动议举行，翰林院选任讲官，翰林院掌院学士和讲官共同拟定篇目、撰写讲义，奏请钦定。经筵当天黎明，由大学士等，到传心殿祭祀。经筵举行时，文华殿宝座前摆放南北三张桌子，北面是皇帝用的御案，南面分别是讲官用的讲案，三案相对，呈品字形。案上各置讲章（讲稿），镇以金尺（镇尺）。旁边站立展书（翻书）官两员。 讲官在两张桌子上安放好讲义：左边是“书”，即“四书”；右边是“经”，即“五经”。讲官一共四位，满汉各二，两人一组，分讲书、经（明没有满讲官）。展书官膝行（跪着前行）御案前展开讲章，然后退回原处。先由满人讲官出列，用满语讲“四书”，然后由汉人讲官用汉语来讲。讲完之后，皇帝就讲解内容发些议论，叫作“书义”，大臣们跪着聆听。再由满、汉讲官依次再讲“五经”，皇帝阐发些“经义”，尔后下课。皇帝给参加者赐座，或在廊屋赐茶，然后起驾回宫。讲官等人随后到太和门东廊吃饭，有时在文华殿配殿本仁殿设席。赐宴的酒食自然不错，剩下的饭菜还允许打包带走。这在当时看是皇帝的恩典，在今天看是节约、不浪费。 经筵日讲，经常进行。明朝有两位少年天子：一位是9岁的正统帝，另一位是10岁的万历帝。我重点介绍一下万历帝。经筵内容都是儒家经典，教化内容多，道理也深奥，小皇帝理解起来很有困难。首辅张居正对万历帝更是尽心尽力。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记载，神宗刚刚即位时，张居正考虑到皇帝年纪小，挑选了先代治乱的经验，编成《帝鉴图说》一书，选取历史上正面81个、反面36个，共117个故事，每个故事，配上图画，图文并茂，生动活泼，用通俗语言，给皇帝讲解。这些生动有趣历史故事，涵盖修身治国各个方面，便于少年天子接受。 但是，“三杨”和张居正对正统帝和万历帝两位少年天子的教育都不成功，甚至都是失败的。究其原因，于教学——读书过程是：一读，二讲，三写，四行，经筵日讲，有读，有讲，有写，但缺乏行，重知轻行。于教育——“教师（讲官）、家长（太后或太皇太后）、社会（宫廷氛围）”难能协调一致。于体制——“立嫡以长”、皇帝终身的君主制度。总之，明代君主常用各种理由取消经筵日讲，一会儿说身体不好，一会儿说天气太冷或者太热。虽然大臣经常上书诤谏，但是皇帝往往无动于衷。 清代四位幼帝中，以光绪为例。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三月十六日，六岁的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。老师有翁同龢等。光绪帝坐北面南，前面摆着课桌，上面有笔墨纸砚。翁师傅写了“天下太平”、“正大光明”八个端庄颜体大字，后握着皇帝小手在红格纸上描红模子。尔后，用张居正的《帝鉴图说》做课本，讲故事。头两年，主要是认字、听课、背书。规定：每日生书读20遍，熟书读50遍。 光绪帝常读到一半就不想读了，老师催促，则不开口。对皇帝不能打骂，也不能体罚，便申斥几句，小皇帝嚎啕大哭，声震宫外。光绪帝性格倔犟，有时十天半月不开口。只好奏报慈禧，请醇亲王奕譞来陪读。另一位师傅孙家鼐想出“静坐法”，就是罚“不许动”。光绪帝发火，大骂起来，摔碎杯子，太监们“一”字排开，跪地求情，根本不听，冲出书房，逃回宫里。皇帝罢课，慈禧出面，训诫皇帝，支持师傅。但另一位师傅李鸿藻教育灵活：“一日，穆宗（同治帝）学书，故为戏笔。鸿藻立前捧上手曰：‘皇上心不静，请少息。’穆宗改容谢之。” 光绪帝胆子小，怕雷电，一次雷雨，吓得直哭，翁师傅抱起皇帝，哄在怀里。有时光绪帝因肚子痛，未吃早饭就到书房，上一半课说饿了，翁同龢就让太监送来点心。光绪帝十一岁时，上课心神不定，催师傅提前下课，先后半月，经常如此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宫里有钟表，怕他分心，就撤了去。光绪帝借口怕误时，要了八音钟。他经常玩弄，给玩坏了。上课不专心，老惦记回宫修钟。后来换了钟，才安下心来。光绪帝逐渐懂得感恩，九岁时新春赐“福”字，特意将“福”字从翁师傅头上身上反复来回拖了两遍，意思是“全身福”、“全家福”。慈禧命裁撤书房，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达二十二年之久。 《永乐大典》 《永乐大典》是永乐皇帝下令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。《永乐大典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属于“类书”，就是将许多图书里的内容打散，按照不同内容，分类编纂，再按照字韵等重新排列起来，便于查阅。《四库全书》则属于“丛书”，就是将整本书直接归类，再编排起来。 《永乐大典》被誉为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 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，明成祖向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下达了修书敕令。永乐帝修书要求就是两个字：“全”与“便”，就是汇集要齐全，使用要方便。解缙显然没有理解这个“全”字。他组织了一百多人的编辑部，只花了一年多，编好了一部《文献大成》，向朱棣交差。朱棣一看，嫌该书不够完备，于是加派姚广孝等为总负责，让礼部在全国搜罗纂修和缮写人，“开馆于文渊阁，命光禄寺给朝暮膳”。 在揣摩上意方面，姚广孝显然比解缙更胜一筹。他把编修队伍从100多人扩大到2169人，供事人员更达3000余人。能请到的先生尽量请，能找到的图书尽量找。到永乐五年（1407年）冬，一部收书七八千种、共22937卷、11095册、亿多字的大书，摆在了永乐皇帝面前。永乐帝为这部新书赐名《永乐大典》，并作序说：“惟有大混一之时，必有一统之制作，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。序百王之传，总历代之典。”就是说，只有国家大一统的盛世，才有这部鸿篇巨制问世。这部《永乐大典》，继承了历史上历代的传统，总汇了历代所有的著作，被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誉为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。。《永乐大典》修成后，放到南京文渊阁珍藏。 《永乐大典》开馆纂修之际，总负责解缙的仕途也达到了顶峰。解缙洪武年间生人，19岁就中进士、点翰林，明太祖对解缙“甚见爱重，常侍帝前”。朱元璋比解缙大四十多岁，一天他对解缙说：“朕与尔，义则君臣，恩犹父子，当知无不言。”意思是朕与你，虽说是君臣，却如同父子，你有话可要知无不言啊！ 这话笼络成分居多，可解缙太年轻，缺乏城府，竟当了真，当天就给朱元璋上了万言书。这封万言书，仅《明史·解缙传》就引述了近两千字，约占本传的二分之一。大到用人、刑名等国务，小到皇帝读什么书，解缙全批评一顿，特别是严肃指出了朱元璋杀人过多等弊政。奏书后，朱元璋别的没说，仅称赞他的才华。解缙没明白朱元璋的真实内心，又上了《太平十策》。朱元璋继续不理。一次，解缙到兵部索要差役，语多不恭，被告到朝廷。朱元璋随即让解缙改做御史。后来解缙的父亲觐见，朱元璋对他说：“大器晚成，若以而子归，益令进学，后十年来，大用未晚也！”就这样客气地把解缙赶走，没动怒，没贬官，也没杀头。解缙在乡八年，朱元璋病死。他进京吊丧，又被劾母丧未葬离乡，贬到了甘肃去当吏员。亏得有人说情，他才回到朝中，做了个从九品的低级官员。 朱棣政变后，建文帝的官员士子多不服。解缙认为升官时机已到，于是主动迎接新君，愿为新皇尽忠效力。永乐帝在孤立之时，见解缙投桃送李，便破格加以信用，让他入直文渊阁，参预机务。《明史·解缙传》说“内阁预机务自此始”。短短两年，解缙一路春风，节节攀升，位极人臣。朱棣曾对解缙等人说：“慎初易，保终难，愿共勉焉。”可叹解缙没参透皇帝讲的这个“慎”字。他少年登朝，才华过人，锋芒毕露，口无遮拦，随性臧否，招来嫉恨。朱棣立储时，在嫡长子高炽与次子高煦间犹疑，问询解缙，缙力主高炽，即后来的洪熙帝。于是觊觎储位的汉王高煦对解缙恨之入骨。 到了永乐五年《永乐大典》编成，解缙也被因细故外贬。临走前，又有人举报他发牢骚，便把他发到粤西南，远离政治中心。永乐八年（1410年），解缙进京奏事，顺便去看太子。当时朱棣在北征蒙古，朱高煦就说：“缙伺上出，私见太子。”朱棣听后震怒，解缙被下诏狱，严刑拷打，牵连甚广。这一关就是五年。 永乐十三年（1415年），朱棣阅看在押犯名单，见到解缙的名字，对锦衣卫头目纪纲说：“缙犹在耶？”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：一是嫌他活着，打算杀了解缙；二是念他活着，打算启用解缙。纪纲理解为前者，就在寒冬深夜，把解缙灌醉，埋在雪中，活活冻死：一代才俊，四十七岁，悲剧谢幕，启人深思。 解缙历事洪武、建文、永乐三朝，二十多年间，三起三落。入直文渊阁，是他飞黄腾达的开端；在文渊阁修《永乐大典》，又是他名垂史册的起始。所以，解缙的一生，与南京文渊阁紧密相连。 《图书集成》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、印制最精美的一部类书。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主要由陈梦雷编纂，从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开修，到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印出64部，历时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。全书“贯穿今古，汇合经史，天文地理皆有图记；下至山川草木、百工制造、海西秘法，靡不备具，洵为典籍之大观”。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文字部分由铜活字排印。中国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国，但铜活字印本至今仅存二十余部，其中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规模最大，质量也最好。全书配有木刻版画等6244幅，质和量均堪称古书之冠，而该书的表格也是传世古籍中最多最好的。所以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编纂，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；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出版，又是中国古代印刷史上的大事。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是我国现存最大、最精美的类书 英国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（34卷本）著者李约瑟说：“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《图书集成》。”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凡10040卷，5020册，分装576函，约亿多字，被誉为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类书，也是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与《永乐大典》不同，其编纂最初并非皇帝敕令，而主要是陈梦雷的个人行为。 陈梦雷（1650—1740年？），福建侯官（今福州市）人。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，年仅二十岁的陈梦雷中进士，后点翰林。梦雷通满文，光明前途遥见，厄运不期而至：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梦雷送母亲返乡，遭遇三藩中耿精忠叛乱。他虽然躲到寺庙里，但是耿的手下一手拿令箭，一手执白刃，胁迫陈父供出了他的下落。陈梦雷坚不附逆，被下狱，释出之后，削发入寺。后来耿精忠硬要给他授官，陈梦雷摆脱不掉，托病不出。陈梦雷的不合作态度，不仅换来牢狱之灾，而且让全家陷入贫困，大儿子甚至因为没有奶水而死去了。梦雷不改其志，寻找报国机会。恰好陈梦雷同年进士、同官编修、同为闽人的李光地也回家探亲，与陈密谈。按陈梦雷的说法，他将耿逆虚实写成奏疏，封在蜡丸里，由李光地夹带回京，上呈朝廷。 可惜，李光地到了京城，呈上蜡丸，据为己功。耿逆平定，朝廷将陈梦雷打成逆党。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，陈梦雷在刑部审讯时，母亲去世。次年，陈梦雷被下狱论斩。万念俱灰时，相传日讲起居注官徐乾学相救，才从宽免死，发往沈阳给披甲人为奴。陈梦雷和夫人被押上路，“两人耦系，起卧与俱”，备受精神与肉体的摧残。他到戍所不久，病倒在一座僧寺，后被心月和尚关照住进沈阳龙王庙。奉天府尹高尔位聘他主持纂修《盛京通志》。他在沈阳既修书，又读书，所住的草堂，“四壁图书列，烟光一径深”。流放期间，陈梦雷先痛失爱女，又遭遇夫人逝世。后康熙帝东巡谒陵，他到抚顺迎驾，跪诉冤情。康熙帝用满语和他对话，最后赦免了他。陈梦雷结束了17年流放生活，回到京城，奉旨侍皇子胤祉读书。（陈梦雷《松鹤山房文集》、《闲止堂集》） 胤祉（1677—1732年），康熙帝第三子，封诚亲王，学问渊博，是玄烨诸子中的科学家。陈梦雷为给王爷进讲，从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起，整理诚亲王和自己积累的古代文献，按经、史、子、集，“目营手检，无间晨夕”，勤奋编修，请人誊写。到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，初稿告成。康熙帝对胤祉进呈的《汇编》极为珍重，赐名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康熙帝还将御书“松高枝叶茂，鹤老羽毛新”赐给陈梦雷。（《国朝耆献类征初编》卷一一六）陈梦雷后在熙春园（今清华大学内）松鹤山房内，带领80余人，编纂、增补、修订、完善，并用铜活字印刷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 康熙帝去世，雍正帝即位。胤祉因同兄长废太子关系较好，被囚禁在景山永安亭，后来忧郁而死。陈梦雷受其牵连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受到影响。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初，73岁的老翁陈梦雷被流放，后死于关外卜魁（今齐齐哈尔市）。雍正帝命户部左侍郎蒋廷锡（雍正四年升户部尚书）等“督承在馆诸臣”，修订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蒋廷锡对该书仅作极少部分校订，删去修撰人陈梦雷姓名。康熙帝所有相关谕旨，《清圣祖实录》一条未收。雍正帝亲自作序，完成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但是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主要功劳应归于陈梦雷，而不是蒋廷锡。就连《清史稿·蒋廷锡传》对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修书一事，只字未提。 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后来和《四库全书》都贮藏在北京皇宫的文渊阁。 《四库全书》 紫禁城文渊阁，是清乾隆帝专为收藏《四库全书》而建造的。《四库全书》于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年）开馆修纂。次年，乾隆帝命杭州织造去宁波著名的藏书楼——天一阁考察（我国有私家藏书传统）。乾隆帝的旨意非常详细，要求搞清天一阁的建造方法、材料、书架款式等，然后做成烫样，标明尺寸后呈报。皇帝见图，随即拍板，就照天一阁式样，在文华殿以北兴建文渊阁。 紫禁城文渊阁，是皇家修书、藏书的地方 文渊阁所藏《四库全书》是纪昀等人为总纂官。 纪昀（1724—1805年），字晓岚，直隶献县（今河北献县）人。乾隆间进士，点翰林，翰林院侍读学士，为天子近臣。纪晓岚因为跟亲家说话不谨慎，泄机密，被夺职，遣戍乌鲁木齐。重回翰林院后，被荐任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，儿子犯案，连累老子。幸亏皇帝宽免，纪晓岚才得以继续修书。《四库全书》从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开始纂修，历时15年，才告完成。修《四库全书》成为纪晓岚一生的转折。此后他不仅官运亨通，做到协办大学士、礼部尚书、左都御史，而且因为这部古代世界最大的丛书而扬名后世。 《四库全书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据林天人先生统计，文渊阁本收书3471种，79018卷，装帧成36381册，汇纳为6144函（各分卷册函数不同）。书册封面为绢制，各部采用不同颜色。乾隆有诗云：“浩如虑其迷五色，挈领提纲分四季。经诚元矣标以青，史则亨哉赤之类，子肖秋收白也宜，集乃冬藏黑其位。”就是说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四季，书衣分为四种颜色——经部绿色、史部红色、子部蓝色、集部灰色，作为全书纲领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为黄色。几册书成一函，装入香楠木的匣子，衬以夹板，束之绸带。 《四库全书》修成，又经过两次补遗，到嘉庆九年（1804年）才最后告竣，长达33年。全书没有刊印，只缮写了七部，后来命运多舛。第一批四部：大内文渊阁本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已经影印出版；圆明园文源阁本，英法联军、八国联军入侵时被焚；沈阳文溯阁本，后移藏于甘肃省图书馆，现建新馆专藏；避暑山庄文津阁本，现移藏于国家图书馆，也已影印出版。以上四阁都在北方，习称“北四阁”。乾隆帝以江浙文风较盛，为便于士子就近阅读，命再抄三部：一部藏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，太平天国时毁于火，现正复建文汇阁；一部藏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（又作“淙”），也在太平天国时毁于火，现已复建完工；另一部藏杭州文澜阁，还是在太平天国时部分遭毁，但知县丁丙等捐筹款补抄，基本补上。以上三阁，都在南方，习称“南三阁”。底本则存翰林院（有学者认为没有此书），供士子阅读。 文才自古多磨难。明清三部大书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《四库全书》的六位总纂官和总校官，各有各的悲剧。《永乐大典》的解缙，身陷囹圄，悲惨下狱，惨被冻死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陈梦雷，耦枷发配，客死塞外；才子胤祉，被囚景山，愤郁而死。《四库全书》的纪晓岚，罢官戴罪，流放西域；陆费墀，罢官忧死，抄家补赔；陆锡熊，罚钱补正，流死沈阳。分开来看，是个人的悲哀；合起来看，是社会的悲剧。然而，没有八年乡居“杜门纂述”，或没有后来的解缙；没有关外十七年为奴，或没有后来的陈梦雷；没有两年零八个月乌鲁木齐遣戍，亦或没有后来的纪晓岚。所以，事有两端，话说两面：文才自古多磨难，磨难之中出文才。《永乐大典》总纂解缙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总纂陈梦雷和《四库全书》总纂纪晓岚都是其历史的明证。 在肯定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《四库全书》汇集、整理、编纂中华文化遗产正面价值的同时，也要同西方略作对比。特别是乾隆帝组织编修国家巨大文化工程——《四库全书》，既看到其在中华文明史上的贡献，也要看到其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。这时，法国正在编修《百科全书》。狄德罗、伏尔泰、卢梭等一批进步思想家，人称“百科全书派”。他们传播启蒙思想，反对封建专制，批评经院哲学，形成社会进步动力，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、舆情与理论的准备。而“四库全书派”集中当时知识精英，埋首故纸堆，抄写古文献，扼杀了他们的聪明和智慧，磨灭了他们的批判与创新精神。结果，中国与西方各自走上不同道路，这很值得人们深思。文渊阁则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。 武英过客 武英殿与文华殿，按照“左文右武”的格局，两殿规制，基本相同。复建之后，更加雷同。为什么呢？明末文华殿毁于火，康熙年间重修是以武英殿为蓝本的；同治年间武英殿再被焚毁，重修时又以文华殿为参照。武英殿与文华殿相对称，向西，从西华门进出皇宫，向东，从熙和门（右顺门、归极门）进出太和门前广场及三大殿庭院。 武英殿与文华殿，按照“左文右武”的格局分布 武英殿“尚武”，在明清易代之际，才真正出现过武事。从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，到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，在这二十二年间，中国政治、军事的三股主要力量——明朝、大顺、清朝，三位主角——朱由检、李自成、多尔衮，争逐天下，一决雌雄，而交替进行表演，他们都在三十多岁的英年离世，武英殿成为这场军事与政治较量的历史舞台。 一说朱由检（1611—1644年）。崇祯八年（1635年）十月，明崇祯帝朱由检做出一个不寻常的决定：他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，下令减少膳食，撤去音乐，除非典礼，只穿青衣，直到天下太平之日为止。崇祯帝为什么有此不凡之举呢？原来，崇祯年间内忧外患迭起，到这年正月，朱姓皇帝老家凤阳竟然被农民军攻破，凤阳祖陵的明楼、隆恩殿遭到焚毁，守军也被消灭。祖宗受了惊吓，崇祯帝一心想要做中兴之主的美梦破灭，此时他该有多么羞愧，又多么焦虑！于是，崇祯帝下诏罪己。他讲了三个意思： 第一，祖陵被焚，责任在谁？崇祯帝在短短三百来字的诏书里，三次批评臣下：一会儿说自己“倚任非人”，一会儿说“诸臣失算”，最后还要文武百官“省察往过”。说来说去，只有臣错，没有君错；名为“罪己”，实为“罪臣”。 第二，祖陵被焚，如何对策？崇祯帝受了大刺激，“痛心切齿”，下了决心：调集援兵，发给薪饷，挽救江山，在此一举。 第三，祖陵被焚，怎样修省？崇祯帝决定避居武英殿，“以示与我行间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”。（《明怀宗实录》卷八）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：大明的军队并没有荡平农民军，皇帝自己也再没有看到“太平之日”，他的避居表演也就草草收场。直到临死，崇祯帝说“诸臣误朕”！——还在怪臣子，还是不认错。朱由检这个皇帝，不是不思进取，更不是顽劣不堪。然而，他空有中兴的雄心，却没有容人的雅量，更没有自省的精神。所以，大明朝葬送在他手里，虽有值得同情的一面，却有历史必然的一面。 二说李自成（1606—1645年）。明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，李自成进驻紫禁城，以武英殿为处理军政要务之所。二十九日，李自成山海关兵败回京后，在武英殿匆忙登极称帝，坐上皇帝宝座，接受官员朝拜。登极仪式结束，李自成便下令将大量木材、硫磺等运入皇宫，当夜二更，放火烧宫，炮击殿宇，又烧九门城楼，但武英殿未被殃及。李自成登极后，仓惶败走，最终覆亡。 三说多尔衮（1612—1650年）。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五月二日，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京师。多尔衮登临武英殿，开始七年的摄政王生活。李自成与多尔衮，都登临武英殿，一败一胜，原因何在？ 第一，对待文化政策不同。李自成对待历史文化遗产，下令：“焚烧！”故明皇宫，既是明帝的，也是人民的，焚毁文化遗产，天地鬼神不容！多尔衮呢？他的胞兄阿济格主张：烧毁宫殿，屠杀官民，抢掠财物，东归沈阳。多尔衮坚持迁都北京，保护故明皇宫。此前大一统王朝：周灭商，都咸阳；汉灭秦，都长安；唐灭隋，都长安；元灭宋，都大都；明灭元，都金陵（后迁北京）——对待前朝宫殿，或焚，或拆，或迁，或弃。多尔衮对故明宫殿的保护和利用，使明清故宫延续五百多年，当今成为世界文化遗产。 第二，对待前朝态度不同。多尔衮下令安抚百姓，将士夜宿城上，禁止进入民宅。有兵卒杀了百姓家的狗，还射伤犬主，多尔衮下令将肇事者斩首示众。又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，以帝礼安葬。宣布安定社会措施：“官仍其职，民复其业。”多尔衮进朝阳门，乘辇入武英殿，升座，故明众官俱拜伏呼万岁。因当时宫殿被毁，顺治帝进京初期的一段时间，武英殿便成了他们叔侄二人举行朝会、大典，以及处理政务的殿堂。 第三，对待士人胸怀不同。李自成对故明官员、士人，缺乏宽大胸怀，实行残酷拷掠，闹得人心惶遽。多尔衮接纳大学士范文程奏言：“治天下在得民心，士为秀民。士心得，则民心得矣。”就是说：士心得，则天下得；士心失，则天下失。民心士心得失，关系王朝兴亡。 朱由检、李自成、多尔衮三位叱咤时代风云的人物，都在武英殿留下历史痕迹，也都是武英殿的匆匆过客。武英殿既有“武英”的记忆，更有“文华”的历史。方苞仕途沉浮与在武英殿修书，算是一个历史见证。 武英沉浮 明清两代的武英殿，大部分时间发挥着文化功能。如明曾在这里召集画师作画，而清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设立武英殿修书处（初称造办处），占东西配殿的凝道殿和焕章殿等63间，人员84名，后多时达千人，武英殿成为宫廷修书印书之所，也就是皇家出版社和印刷厂。 武英殿在清朝以修书、刻书而著名，其主殿、配殿、恒寿斋、浴德堂等成为编书、刻字、印书、藏书的场所。清朝皇家修书，延续两百余年，以康雍乾三朝为盛。清朝著名学者方苞，历仕康雍乾三朝，曾任武英殿修书总裁，他的官宦沉浮与勤奋修书，见证了武英殿修书的起步和繁荣。 方苞（1668—1749年），安徽桐城人，是桐城文学派的创始人之一。方苞中举人，又会试考中，但殿试前母病回里，没有中进士，成为他终身的遗憾。他和戴名世同县，就给戴氏《南山集》作序。结果清廷认为《南山集》里有悖逆之语，定为文字狱案，方苞受牵连下狱论斩。康熙帝恰在搜罗古文人才，大学士李光地推荐了他，方苞得以免死，被收入旗籍。 康熙帝爱惜方苞的学问，把他召到身边，入直南书房，又派他去畅春园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、算法等书。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方苞尚未授实官，就以布衣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。雍正帝同样赏识方苞，赦免他，出旗籍。数年后，方苞升任内阁学士，又获特旨，不用到内阁上班。方苞在武英殿奉命教习庶吉士，相当于皇家博士生导师，并担任《大清一统志》总裁。乾隆帝即位，复令方苞入直南书房，还给他升为礼部侍郎。方苞坚辞官职，获准“以原衔食俸”（享受副部级待遇）。乾隆帝即位当年，就让方苞选编“四书文”，又任命他做“三礼馆”的副总裁，负责编订“三礼”，就是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和《仪礼》。至此，方苞的人生达到了顶峰。 方苞奉旨修书的地方，他任修书总裁的办公室，就在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。在清代，浴德堂主要有两个用处：一是武英殿制版、印刷、装裱的地方；二是清文臣修书、校书时值班的地方，如方苞曾在此校订“四书文”和“三礼”。 方苞担任修书总裁的办公室，就在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 方苞选录明、清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，名为《钦定四书文》，“颁布天下，以为举业指南”，就是给天下读书人的钦定范文，相当于高考辅导资料汇编。这样重要的工作，派给方苞办理，可见其名望和才学之高。修“三礼”时，方苞推荐一位叫张甄陶的文人来做。对于一介布衣来说，获荐与修官书，本是终身之幸，但张甄陶坚辞不就，反而请求入方苞门下，可见方苞的学问为士林仰望。 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方苞达到人生事业顶点，厄运接踵而来。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五月，晴天一声霹雳，方苞被革去侍郎职衔、南书房行走、武英殿修书总裁等一切职务。乾隆帝命他“专在三礼馆修书，效力赎罪”。方苞修书二十年，有大功，何以突然获罪呢？据《清高宗实录》记载，主要是因方苞犯下做官的两件大忌： 第一件：泄密。《周易》曰：“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”方苞与魏廷珍友善，魏守护雍正帝的泰陵。在乾隆帝召对时，方苞请起用魏廷珍。乾隆帝任命魏廷珍为左都御史，命未下达，消息传出。乾隆帝派人调查，方苞原来住在魏廷珍北京城的宅子里。后来更查出，乾隆帝决定启用魏廷珍，旨意还没发，方苞就先搬出魏家。乾隆帝认为，方苞给魏廷珍腾地方，暗示魏廷珍马上就要获得重用。因方苞泄密，就传旨训斥。 第二件：徇私。方苞为庶吉士教习，负责散馆考试。他已奏报并决定考试日期，但吴乔龄晚到，方苞请吴补考。乾隆帝起了疑心，派人调查，发现方苞从魏廷珍家搬出后，住在吴乔龄家。乾隆帝认为，方苞受吴乔龄请托，以权谋私，断不可用，降旨诘责，削侍郎衔，仍在武英殿修书。 在乾隆帝看来，方苞“泄密”与“徇私”——“其不安静之痼习，到老不改”。于是天颜震怒，时年72岁的方苞，被一革到底，“白衣修书”的往事重现。乾隆帝这下气得不轻，过了数月，下旨斥责一名御史，竟然扯上该人“薰染方苞造言生事、欺世盗名之恶习”。又过了两年，乾隆帝批评泄露朝廷涉密，又拿方苞做靶子，可见余怒未息。 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，方苞分纂“三礼”中的《周礼》完成。皇帝赏给翰林院侍讲品级顶戴，准其回籍。（《清史稿·方苞传》卷二百九十）方苞回家后七年多，讲学授徒，著文赋诗，虽少些官场热闹，却多些文化成果。桐城人方苞治学“为古文正宗”并提倡“义法”，尔后刘大櫆提出“神气”，姚鼐再力倡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——就是观点、材料、文章，今人仍受启发。他们开创“桐城派”，被尊为“桐城派三祖”，影响广泛而深远。 武英避难 对方苞来说，武英殿修书的经历，成就了仕途的顶峰，而对同时代的陈鹏年来说，三度奉旨入武英殿修书，却成了仕途遇险时的武英避难所。 陈鹏年（1663—1723年），湖南湘潭人。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中进士，出任浙江西安（今浙江衢州境内）知县。他三次蒙受大难，三次武英修书。 一蒙难一修书。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年），康熙帝第五次南巡。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召集属下，商量加征地丁银，作为皇帝巡幸的接待费。陈鹏年身为下级，竭力反对，事情告吹。阿山和陈鹏年结下疙瘩，又让陈鹏年去主管建造行宫。阿山的侍从向陈鹏年索贿，都被顶了回去，于是嫉恨陈鹏年的人就开始传闲话。康熙帝要到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检阅水师，阿山成心刁难陈鹏年，命令他在江上垒石铺路，限期一天完工。江流湍急，施工困难。众人担心完不成任务，人心惶遽。陈鹏年亲自率百姓运输土石，到黎明时，工程告竣。阿山还不罢休，又上奏折，参劾陈鹏年贪污残暴，将他关押在江宁监狱。阿山必欲致陈鹏年于死地，加上“大不敬”的罪名。就是他在任江宁知府时，下令封闭妓院，并将其改为讲堂，悬榜曰“天语丁宁”，每月宣讲圣谕。这本是好事，但陈鹏年被阿山指为亵渎圣谕，论罪当斩。消息一出，江宁百姓，呼号罢市，千余士子，举幡叩阍（告御状），江宁织造曹寅也叩头为陈鹏年祈情。康熙帝经过调查，命陈鹏年罢官免死，征入武英殿修书。是为陈鹏年第一次入武英殿修书。 陈鹏年逃过一劫，蒙恩免死，感激涕零，对修书事，格外用心。他曾有《初伏直武英殿》诗，其小序云：“奉命直武英殿，日在凉堂广厦之间，带星而入，昏黑而返。”起早贪黑，辛劳修书。 二蒙难二修书。陈鹏年一干就是三年。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，陈鹏年再次被启用，出任苏州知府，后任江苏布政使。他一如从前，改革风俗，清理积案。当地发生饥荒和瘟疫，《清史稿·陈鹏年传》说他亲自“周历村墟，询民疾苦，请赈贷，全活甚众”。他获得巡抚张伯行的器重：“事无钜细，倚以裁决。”不料就此卷入总督和巡抚矛盾漩涡之中，再遭厄运。清制：各省设巡抚，一省或数省设总督；总督和巡抚往往同城，引起很多摩擦。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，不仅和巡抚张伯行矛盾很深，而且陈鹏年“素伉直，忤噶礼”，也和陈鹏年矛盾很深。噶礼找茬弹劾陈鹏年，不仅要夺他的官，而且要将他遣戍黑龙江。翌年，危难之时，又是康熙帝下旨宽宥，让陈鹏年回京到武英殿修书。是为陈鹏年第二次入武英殿修书。 三蒙难三修书。噶礼仍穷追不舍，又上书康熙帝，举报陈鹏年写“反诗”。康熙帝把诗发给阁臣传阅，说：“朕阅其诗，并无干碍。朕纂辑群书甚多，诗中所用典故，朕皆知之……今与尔等公看，可知朕心之公矣！”还下谕：“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。宵人伎俩，大率如此。朕岂受若辈欺耶？”为陈鹏年主持了公道。后世有人称赞康熙帝此举“如神之哲，洞察隐微，可为万世法”。这自然有些过誉，但康熙帝的博览群书、明察秋毫，的确让陈鹏年又躲过一次生死劫难。武英殿的“凉堂广厦”，也再次成为陈鹏年仕途受挫时的避难所。是为陈鹏年第三次入武英殿修书。 康熙六十年（1721年），黄河决口。康熙帝想起了当年赈灾的陈鹏年，第三次启用他，让他去治河，不久任河道总督。他忙得没时间回府，“止宿河堧（ruán），寝食俱废”（《清史稿·陈鹏年传》卷二百七十七），就是夜宿河堤旁空地，废寝忘食，日晒水浸，洁己奉公，疲病交加。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，陈鹏年病逝于治河工地，年六十。雍正帝下谕说：“鹏年积劳成疾，没于公所。闻其家有八旬老母，室如悬罄。此真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之臣。”陈鹏年官到总督（正部），积劳成疾，累死之后，家贫如洗，四壁空空，就像倒悬的罄一样。陈鹏年身后谥“恪勤”，可谓恰如其分——恪尽职守、勤勉任事。他的两个儿子树芝、树萱，也在武英殿校对书籍。 方苞和陈鹏年，是武英殿修书官员的代表。当时，皇帝简选全国最有学问的大量官员参加修纂工作，选定的工匠也是百里挑一的。清代康雍乾时期武英殿编修与刻印的图书，用欧阳询、赵孟頫字体，可谓是书写精秀，刻字精良，校勘精细，纸墨精粹，印刷精湛，装潢精美，流传四海，嘉惠士林。康雍乾时期武英殿图书刻本，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赞誉为“尽善尽美，跨越两宋”，版本学上称之为“殿本”。 图为乾隆年武英殿刻《满文大藏经》经版 武英殿的刻书，几乎囊括了清代历朝圣训、方咯、御制诗文集及历朝奏议等，内容遍及经、史、子、集，总计633种，53221册，于文化传承，其功绩大焉。 父子宰相 翁心存、翁同龢父子，江苏常熟（今常熟市）人，就是人们尽知的《沙家浜》故事发生的地方。翁家是常熟书本网。翁氏一门，两朝宰相，两代帝师，两位状元，兄弟巡抚，三子公卿，四世翰林。翁氏家族有什么特点呢？ 耕读之家。翁家有一幅对联：上联是：绵世泽莫如为善；下联是：振家声还是读书。上联说的是做人，下联说的是修身。 翁心存（1791—1862年），出身耕读之家。父亲翁咸封家境贫寒，节衣缩食，勤苦读书，中乾隆举人，为海州（今连云港市）学正（教育局长）。心存用功读书，考中进士。但是，翁心存痛失状元：宰相英和主试，定江苏翁心存为一甲一名，但另一人提议定为广东人，英不同意。在关键时刻，英身体不适，请同仁完卷，竟将翁卷放在一边，于是翁心存失去状元。而其子同龢、孙曾源为状元。史称：“郁之愈久，发之愈光。”后在上书房，做皇子老师。心存为皇六子恭亲王奕訢老师，这是他后来仕途宏达的关键。他是道光、咸丰两朝重臣，官阶逐步高升——由顺天府尹，历官工、刑、兵、吏、户五个部的尚书，翰林院掌院学士，协办大学士、体仁阁大学士。翁心存在朝与肃顺（后为咸丰帝顾命大臣）同官，但二人不和。肃顺等兴起户部大狱，差点要了他的命，先议降五级，后革职留任。咸丰帝死，同治帝立，恭亲王奕訢辅政，得到启用。不久，病死。有《知止斋日记》（手稿）藏国家图书馆。他的母亲许氏“通诗、易，五经大义，尤好观史”。不仅教子读书，还教子做人，家训是：“行好事，做好人。” 幸为帝师。翁同龢（1830—1904年），身上有两个哥哥：长兄同书，进士，官安徽巡抚；次兄同爵，官湖北巡抚，署湖广总督。同龢出生在北京，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。他在常熟读书，春天虞山百花盛开，不出书房一步；夏天酷热蚊子叮咬，他在几案下放个大瓮——既消暑又防蚊；冬天，手持铜炉，诵读不辍。同龢26岁中状元。先后任同治帝、光绪帝老师。曾任都察院左都御使，刑部、工部和户部的尚书，体仁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光绪帝“每事必问同龢，眷倚尤重”。他在刑部任职时，处理“杨乃武与小白菜案”，经省、府、县三级，七审七结，但浙江官员三十多人联名上告，慈禧太后命重审。翁同龢亲自访查，查阅案卷，反复议商，奏报慈禧，此案三年，最后平反。翁同龢在中法、中日之战的主战与主和，在戊戌变法中的态度，学界有不同声音。在戊戌政变后，光绪帝被囚禁，翁同龢被革职——“著即行革职，永不叙用，交地方官，严加管束”。 晚年悲凉。翁同龢生命的最后10年，不是回家颐养天年，而是待罪惶恐度日。行动受到监视与限制，还要到县衙去“听训”。他深怕慈禧太后一不高兴，或懿命自裁，或抄家问罪。他为表现不问政治，不与友朋往来——“灯市繁华常避影，酒场热闹早抽身”。他还在家乡西山祖墓旁盖一座屋宇，名“瓶庐”，寓意是“守口如瓶”，结庐隐居。院中设置正方形石板一块，重大节日在石板上遥向北京紫禁城叩头。晚上也不安宁，常“中夜惊起”，“梦闻霹雳”。过着“与鱼鸟相亲”、“寂寞似孤僧”的生活。翁同龢在家做了两件事：一是购买一口快刀，二是屋旁挖一眼井，准备随时以刀自裁或投井自尽。 翁同龢是同治、光绪的老师，晚年却极为悲凉 《左传》说：“君以此始，必以此终。”翁心存、翁同龢父子的突起，因为是帝王之师——恭亲王、同治帝、光绪帝，光绪帝从皇帝宝座上跌落，翁同龢自然也跟着革职还乡。不过，翁同龢给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讲过课，所以慈禧最后给他留了一条活路，没有赐他自裁。他的故居，保存尚好，今为翁同龢纪念馆。 给人点燃一盏善灯，为己留下一缕光明。翁同龢爱才、重才、惜才、举才。翁同龢识拔张謇，终成状元，是清代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。当年张謇科举考试，屡试不中，失去信心，经济拮据，改从实业，放弃科举。翁同龢不仅给予经济支持，而且予以精神鼓励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张謇赴北京应顺天乡试，翁为主考官。试前，翁亲到张住处东单牌楼关帝庙探访，考试后亲阅张的试卷，录为举人第二名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42岁的张謇最后一次赴京参加会试，中贡士第十名。殿试时，翁命收卷官等候张交卷，直送他手里。翁亲阅张謇试卷，评语为“文气甚老，字亦雅，非常手也”。次日评定前十名次序，相传翁将张謇试卷放在最上面，又向帝力荐，光绪帝钦定，张謇中本恩科状元。 翁同龢落魄回乡后，想结庐隐居，但无钱构筑。张謇仗义而为，给予资助，得以建成。另一门生是张元济，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进士，后为商务印书馆负责人。张元济主持涵芬楼影印出版《瓶庐丛稿》和《翁文恭公日记》，今有中华书局《翁同龢日记》点校本，使翁同龢著述得以广为传播。 乾清宫门 乾清门是外朝和内廷的分界。门前有一条横街，俗称“天街”——往东，出景运门通太上皇的宁寿宫；往西，出隆宗门通皇太后的慈宁宫；往南，迎面是保和殿。门里是后宫区，外朝大臣、皇亲国戚及其他人等，非经皇帝特许，万万不能进入乾清门，擅入者，处绞刑；而后宫妃嫔宫女们，没有得到皇帝许可，也绝对不可以随便外出乾清门，违反者，受严处。 乾清门在清代兼为处理政务的场所，特别是康熙朝的“御门听政”主要在这里。乾清门给历史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是“御门听政”。许多重要决策是在乾清门“御门听政”时做出的。康熙大帝的勤政，五十五年，寒暑无间，坚持不懈，一以贯之，难能可贵，值得史鉴。 乾清门是外朝和内廷的分界，擅入擅出者要受到严处 御门听政是明清皇帝处理军政要务的一种重要会议形式。所谓“御门听政”，通俗地说，就是皇帝办公会议。御门听政，常在早上举行，所以又称早朝。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，叫作大朝；在乾清门等处举行的日常朝会，叫作常朝。明朝皇帝御门听政，早期在奉天门（皇极门），文武官员每天拂晓到奉天门早朝，皇帝接受朝拜，处理政事。清初御门听政在乾清门。如皇帝在皇宫外活动，那就随皇帝行宫所在地而规定处理政务的场所。 清朝初期御门听政的场所，为什么由太和门改到乾清门呢？我想，太和门在皇宫最南端，皇帝住在乾清宫，每天早上要从后宫乘舆，经过大半个皇宫，路程远，费时间，动静大，不方便。皇帝在乾清门听政，出了乾清宫，没有几步，很快就到，便捷得多。虽说乾清门不如太和门气派，但它接近后宫，比较实际，效率也高，体现了康熙帝不摆排场、讲求实效的作风。 清朝御门听政，从顺治朝开始，到康熙朝，逐渐制度化、规范化。在乾清门的门道设“黼扆”（fǔ yǐ），就是围帐；帐前设御座（宝座），座前设御案，案上放置奏疏或奏折。大臣跪拜时，乾隆五年（1740年）命设毡垫，这是乾清门设毡垫的开端。（《养吉斋丛录》) 清朝御门听政时间，夏、秋为辰初（早七时），冬、春为辰正（早八时）。北京冬天很冷，早晨更冷，虽设围帐，也要取暖，御座前设两个铜火盆。乾清门是开敞的，虽有火盆，还是很冷。这种取暖同现代暖气相比，可要寒冷多了！ 御门听政时参加的官员，有大学士、六部九卿——六部尚书加左都御使、理藩院尚书、通政使，内阁学士，翰林院侍读、侍讲，日讲起居注官、各部相关官员等，一般十来人。 御门听政仪式，与会官员，先在午门外汇合，传旨宣召，鱼贯而入，到乾清门。跪迎皇帝升座，记注官等就位侍立。与会官员，分列东西，按级序立。部院奏事官员，捧疏者到正中，靠近黄案前跪，奏事毕，兴，退回原班。吏部引见各部院属官毕，退。记注官立御榻之右。每奏一事，皇帝降旨，大学士、学士承旨讫，兴。皇帝还宫，皆退。迟到官员要受申斥或处分。设满、汉科道官各一员侍班，纠参失仪官员。 会议文件——奏疏或奏折，一式两份，一份呈上御案，一份由内阁学士捧本在御前背诵，如果记忆不熟或满语生疏，会受到斥责或处分。每本奏完，皇帝用满语或汉语降旨。一段时间，文件批写，都在乾清门。在诸学士执笔批写中，以折尔肯的书写为最快。诸臣一二张没写完，折尔肯已写完五张。他的草书更快，时人皆称他为“文坛飞将”。 散会后，文件交内阁，遵旨缮写处理。副本交内阁或军机处存档，成为军机处录副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内阁或军机处的档案。 清帝御门听政，议决重大治策。 先说治河决策。据《郎潜纪闻》记载：御门听政时，皇帝与大臣商讨治河方略。巡抚张伯行熟谙水性，面奏河务。康熙帝反问，张伯行从衣袖里取出地图，一面比画，一面答辩。大臣牛钮当即斥责张伯行狂妄。康熙帝说：“毕竟是他留心，即书本亦是他看过，尔等谁留心者?”张伯行留心河务，不仅实地考察，还查阅书上记载，你们谁这样留心过？诸位大臣，闭口不言。 次说版图大事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五月初一，康熙帝御乾清门，派内大臣索额图、佟国维、马喇等一行，出使俄罗斯国。命选精骑万余人扈行，私从仆马，数字过万，旌旗绵延，三十余里。行前，康熙帝指示索额图等，大意是：俄罗斯侵占我边境，交战在黑龙江、松花江、呼玛尔江等处，占据我属尼布楚（今涅尔琴斯克）、雅克萨（今阿尔巴津）地方，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。为反击侵入，我兵筑黑龙江城（今漠河黑龙江北岸），两次进剿雅克萨，攻围其城。这就是同俄罗斯关系的原委。黑龙江地方，最为重要。嫩江而下为松花江，松花江而下为黑龙江，还有恒滚、牛满、精奇里等江，都汇流入黑龙江，直达于海。当天，索额图等启行。但因噶尔丹叛乱，召索额图一行回京。局势稍定后，再派索额图等出使，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，与俄国签订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，划定中俄东北部边界。 康熙书房（上） 乾清宫庭院在清顺治、康熙两朝，实际上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、国家权力重心。皇帝日常办公、接见臣工、读书学习、生活起居，皇子读书和皇帝办公厅——包括秘书处、机要处、侍卫处、研究室、智囊团等，都集中在这座庭院里。 康熙书房就是南书房，在乾清门到乾清宫这个相对独立的乾清宫庭院里，院的周围有40间门庑环绕，四维（面）主要有四殿（昭仁殿、弘德殿、端凝殿和懋勤殿）、三房（南书房、上书房和敬事房）、两处（奏事处、批本处）和一宫（乾清宫）等建筑和机构，其中乾清门里西侧，坐南朝北的一处就是南书房。 南书房为康熙帝创立，位于乾清宫庭院内 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帝的一个创造，这是应军事之需、行政之需、学问之需和情趣之需。说军事之需，是因为当时正进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，军报紧急而繁多，指示应迅速及时，皇帝身边需要有军政顾问和机要秘书。说行政之需，是因为康熙帝是勤政君主，三藩平定后，皇权集中，日理万机，处理政务，也需要一个贴近的咨询、秘书班子。说学问之需，是因为康熙帝酷爱读书学习，经史子集，天文地理，算学音律，地方民情，随时请教和探讨，需要身边有机要的师友。说情趣之需，是因为康熙帝喜欢书法、绘画、诗词、文玩，也需要人同趣相通，同好相逑。所以，南书房建立后，没有因平定三藩之战结束而结束，而是坚持下来，并制度化、规范化。 康熙帝设立南书房的最初动因是：其一，康熙帝身边的太监、宫女，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，不能同他研讨经史，切磋书法；其二，各大臣都有职务，也不能随时陪伴身边，日侍左右；其三，他们住地离皇宫较远，随时咨商，很不方便，每日派员，轮流值班。其四，加强皇权，抑制旗权。所以要设南书房，这些随侍左右的大臣应是：品德高尚，学艺专长，任事专职，住近宫廷。 南书房的名称。“书房”是清入关前的旧名，“南”字是因书房在乾清宫南面，所以称南书房，又称南斋。雍正时在圆明园也设有南书房。最早正式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为张英和高士奇。南书房官员称南书房行走，但自大学士到侍郎等，都称翰林，进出南书房，可走乾清门。但进出门时都由内监或侍卫陪同，不可个人单独进出，在书房门外的院里也不能随便走动。 南书房的官员，地位特殊，称为“内廷”。“内廷”官员有哪些人呢？一是御前大臣，二是军机大臣，三是南书房翰林，四是上书房师傅，五是内务府总管。就连内阁大学士、内阁官员都算外廷，而不算内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内阁为外廷。内阁又为什么算外廷？因为雍正朝从内阁分出军机处，军机大臣算内廷，大学士也就算外廷。南书房翰林与内廷官员进入内廷，从乾清门出入。 南书房翰林，挨近皇帝，参与机要，容易得宠，升迁较快。但是，南书房翰林，也蛮辛苦的——官员虽以入直南书房为荣，但不知其苦：“咫尺天颜，垂手侍立，久之则气血下注，十指欲肿。若派写进呈书籍，则终日伏案而坐，两脚不得屈伸。”有人说：“伺候时立得手痛，钞录时写得脚痛。”皇帝到南书房的时候，值班的翰林们都要到门外站着回避，“呼某人则入，不呼则候，帝去乃入也”。皇帝同每个人谈话内容，都是两人间的机密，外人不得闻知，更不能外传。 南书房值班的翰林，文具由内务府办理；饮食由御膳房供应。早餐在家里吃——《履园丛话》记载：徐乾学饭量大，每早入朝，吃实心馒头五十，黄雀五十，鸡子五十，酒十壶，可以竟日不饥。同朝张玉书古貌清癯（qú），早餐只食山药两片，清水一杯，亦竟日不饥。大多南书房值班翰林，伙食标准有规定：“每餐每日肉菜半桌，稻米一仓升，茶叶一钱。”（《清宫述闻》）可以喝免费的茶水。夏天，从五月初一日开始，每天赐给冰块，装在大盘里乘凉。时令鲜果，地方特产，时常供应，也受赏赐（如字画、笔砚、眼镜、鱼类、鹿肉等）。 南书房也有趣闻：状元于敏中初直南书房时，一日同僚谈锋正浓，于敏中微闻声音，疾呼其同僚说：“老头子来矣！”话音刚落，乾隆驾到。乾隆帝听到说自己是“老头子”，颇不高兴，严厉诘问。翰林们很紧张，不知如何回应。这时，于敏中机灵地对答：“万寿无疆曰老，首出庶物曰头，父天母地曰子。”乾隆帝一听，转愠为喜。于敏中节节高升，很快升为尚书，后官至大学士。 康熙少年智擒鳌拜的故事，有的书说就发生在南书房。康熙帝召鳌拜到南书房进讲经史。鳌拜遵旨进入，内侍以折一条腿的椅子请他坐，而以另一内侍站在椅子后。命赐茶，内侍先把茶碗用开水煮，使杯极热，鳌拜一接，茶杯坠地。持椅子的内侍，乘势一退，椅子歪斜，鳌拜倒地。鳌拜在国君面前，倒地、歪椅、摔杯、洒茶，实属大大地不敬。康熙帝呼曰：“鳌拜大不敬！”布库内侍，扑而擒之。但《啸亭杂录》和《归田琐记》记载，是鳌拜入见时，康熙帝召羽林士卒或布库少年将他擒捕的。 康熙书房（下） 南书房的翰林，功夫既在书房内，又在书房外。他们走出南书房之后，有的做尚书、侍郎，有的做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有的风清气正、耿介终生，也有的贪污纳贿、行为龌龊，更有的身后受辱，枭首锉尸。下举两例，略作介绍。 沈德潜（1673—1769年），今江苏苏州人。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成进士，已六十七岁。庶吉士散馆时，已七十岁！一天傍晚，乾隆帝巡视，问谁是沈德潜？他自称为“江南老名士”，授为编修。七十一岁，命在上书房行走，官礼部侍郎。后德潜因病乞休，命以原衔食俸，仍在上书房行走。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，再请归里，命原品休致，仍令校刊《御制诗集》。让他如有著作，寄京呈览，赐给人参，并赐诗送行。德潜归乡，进所著《归愚集》，乾隆帝亲为作序，称其诗与王士祯相伯仲。后几次来京，其中一次是：德潜年八十时来京，赐额“鹤性松身”，并赏赉藏佛、冠服。入朝赐杖。乾隆帝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，沈德潜为致仕九老之首。命游香山，并在内府挂沈德潜的画像。 欲无止境，常有凶险。沈德潜奏进编纂的《国朝诗别裁集》，请乾隆帝作序。乾隆帝发现诗集的首篇为钱谦益的诗。钱谦益是明朝人，又为清朝做官。乾隆帝因谕两条：一是“谦益其诗自在，听之可也，但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”；二是“钱名世者，皇考所谓‘名教罪人’，更不宜入选。”但乾隆帝并未与他过不去，只命内廷翰林重新校定该诗集。后乾隆帝几次南巡，沈德潜等迎驾常州，加太子太傅，赐其孙维熙举人。卒年九十七。赠太子太师，祀贤良祠，谥文悫，又御制诗为悼挽。不久，有人讦举人徐述夔《一柱楼集》中有悖逆文字。经查集前有沈德潜为徐述夔作的传，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。沈德潜死后被扯入“《一柱楼诗》案”之中。 沈德潜生前得到乾隆帝的器重，却因文字狱受到牵连，死后仍遭乾隆追加处罚 “《一柱楼诗》案”是怎么回事呢？其作者徐述夔，江苏东台人，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九月事发，成为当时一大文字狱。徐述夔，举人，教书乡里。出了一本书，名《一柱楼诗》。沈德潜在书前写了《徐述夔传》。这本小书，刻板印刷，数量很少，影响不大。他死后十多年，因子孙的一场纠纷而爆发。其孙与监生员蔡嘉树为争产事成讼，蔡氏将《一柱楼诗》、书版、沈德潜在书前的《徐述夔传》等一并告到县衙。江苏学政刘墉将其呈送乾隆皇帝。经过调查，主要罪名是：（1）居家授徒，以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给学生取名“徐首发”，乾隆帝认为有“诋毁本朝剃发之制”；（2）诗中有“明朝期振翮（hé），一举去清都”之句，乾隆帝认为有欲“去清复明”之罪；（3）“大明天子重相见，且把壶儿搁半边”，乾隆帝认为有“反清复明”之意。经过乾隆帝二十余道“谕旨”，最后定案：抄家，掘坟，剖棺，枭首，“将该犯徐述夔之尸，枭去首级，凌迟锉碎，撒弃旷野”，并将其首级，悬示于东台县城。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一千七十一）将徐述夔之子、孙，学生徐首发等处以死刑，作跋的毛澄“杖一百、流三千里”。结果，两人戮尸、六人处死、一人流放，一人徒刑，一人戍军台。乾隆帝命夺沈德潜赠官，罢祠削谥，仆其墓碑。 乾隆帝曾说：“朕于德潜，以诗始，以诗终。”但事实上，未与诗终。若一旦惹恼皇帝，就一切不管不顾。 刘纶，江苏武进人。少年俊颖，六岁能文，长于古文辞。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以生员举博学鸿词，考第一，授编修。后直南书房，又命在军机处行走，授文渊阁大学士，兼工部尚书。刘纶，至亲至孝，亲丧三年不喝酒、不吃肉。直军机处十年，与大学士刘统勋同辅政，有“南刘东刘”之称。器度端凝，出入殿门，进止有度。早年买宅数间，后做军机大臣、大学士、工部尚书二十余年，没有增加半间房屋。衣履垢敝，不做新服，但上朝必着盛装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不敢亵朝章也！”一天，侍郎王昶在严冬黑夜，有急奏草稿，半夜到刘纶相府。纶起燃烛，操笔点定。天奇寒，呼家人备酒肉，但厨柜空空，仅得十几枚枣下酒。史官赞道：“其清俭类此！” 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。这是历史上取得突出成就者的共同经验。 总之，清朝的南书房，自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建立，到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撤销，存在222年。在康雍乾时期，是南书房的兴盛时期，越到后来，越加衰落。 康熙书房提供了一条经验：学习聪明者的聪明，会更聪明；吸纳智慧者的智慧，会更智慧——修养海纳百川、有容乃大的品质。 永乐宫案 永乐皇帝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，他有着突出的贡献，却也有着荒唐的故事。著名的有“二吕案”和“殉葬案”。 “二吕案”的缘由，要从权妃说起。永乐帝和他父亲朱元璋一样，都要朝鲜贡献美女。权妃是朝鲜进贡的美女，既“姿质秾粹”，貌美惊人，又“善吹玉箫”，能歌善舞，颇受永乐帝的宠爱，就是去沙漠北征，也带上这位美人。民谚说：“红颜薄命。”这位权妃，永乐十年(1412年)，在永乐帝北征凯旋途中，死于山东临城(今枣庄市辖地)。事出突然，议论纷纷。一次吕美人乙与权妃的宫女在吵架中揭短说：吕美人乙因争风吃醋，串通宦官，从银匠家里买了砒霜，研成粉末，放在权妃胡桃茶里，将她毒死。永乐帝得知此情，顿时发怒，将有关宫女、宦官、银匠等处死。最惨的吕美人乙，朱棣命用烙铁烙她，折磨一个月，才将她杀死。这起案件，株连广泛，被杀者有数百人（时北京宫殿尚未建成）。 其实，这是一桩冤案。原来宫里有两位姓吕的美人。两位吕美人乙之间，也互相争风吃醋。后来权妃猝死，那吕美人甲便乘机诬告吕美人乙毒死了权妃，铸了这桩惨案。 后来，吕美人甲和宫人鱼氏内行违规，与宦官私通。朱棣虽有察觉，但因宠爱吕、鱼二人，没有及时处置。当时后宫的宫人，生活寂寞，孤单寡欢，常与宦官相好，譬如一起用餐，一块喝茶，这种特殊关系，称为“对食”。这类情况，比较普遍，并不被认为是乱宫之事，但如果传播开来，毕竟是不体面的。吕、鱼二人知道隐秘泄漏后，觉得丢了脸面,竟然惧罪自缢。 吕、鱼二人自杀，事情就闹大了。永乐帝认为坏事都因吕美人甲所起，便把吕美人甲的侍婢都拘来审讯。这些侍婢不胜拷问，便被刑逼乱说，说是要谋杀永乐皇帝。既然刑问出了大逆之罪，一场刑杀大祸，铺天盖地而来。永乐帝愈是滥杀，愈觉得问题严重。彼此揭发，互相牵连，宫内宫外，上上下下，女子连娘家，亲戚连友人，被连坐杀者竟达2800人! 永乐帝晚年，患重风湿症，常卧病不起，精力也不行，虽喜广求美女，却性能力不行。但他还要仿效乃父朱元璋那样多妃多嫔多宫女，经常向朝鲜索要贡女。朱棣从登极后就没有再得子女，其子女都出生于他登极之前。按说，朱棣登极时才42周岁，岁数并不算大。朱棣为了发泄积愤，惩戒后人，让画工把吕美人甲与小宦官相抱的情景画下来。这时的永乐帝，成为一个丧心病态的性虐待狂、杀人魔王。每次处死宫人时,他都要“亲临剐之”。有些宫女临刑前，知自己不免一死，便痛骂朱棣道：“自家阳衰，故私年少寺人，何咎之有!”你自己阳衰，根本不行，我们只有找年少貌美的太监，这有什么罪! 就在永乐帝疯狂杀人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震惊寰宇的大事情。就是永乐十九年(1421年)四月初八日中午，一场大雷雨，引发了火灾，将奉天(太和)、华盖(中和)、谨身(保和)三大殿烧毁。经过十几年的兴建，举全国民力，尽国库财力，他刚在正月初一登殿庆贺，时过百天，皇宫大火，遭火焚毁。永乐帝虽对外发布诏书，表示自责，但对内的杀戮，没有停止。 永乐帝的后宫，除“二吕案”外，还有“殉葬案”。 “殉葬案”是残暴的血案。历史上酋长、帝王死后殉葬，事例之多，不胜枚举。但到了明朝，已经进入十五世纪，竟然还有黑暗的殉葬制。 皇帝死后，妃嫔殉葬。明太祖朱元璋死，有妃嫔14人，俱身殉从葬。如李贤妃聪明俊秀，知书识礼。朱元璋病重，对守护在身旁的李贤妃说：“你十几年来与我朝夕相伴，我实在离不开你。你把两个哥哥唤进宫来，与他们见面，叙兄妹之情。”李贤妃明白朱元璋的意思，心里一酸，站起身来，躬身一拜，转身而去。不一会儿，太监奏报：“李娘娘悬梁归西了。”明洪熙帝仅在位一年，死后有四妃从葬。明宣德帝在位10年，死时有十妃从葬。同样，清初努尔哈赤死，有大妃阿巴亥(多尔衮母亲)等三人殉葬。明清皇帝死后妃嫔殉葬，最为残酷的是永乐帝。 30多位妃嫔、宫女等，临死之前，被集合在乾清门内庭院的案桌前，已摆好了送行宴席，被赏一顿酒饭；尔后，被引向停放大行皇帝梓宫(棺椁)的乾清宫内，立在案旁啜泣。这时大堂已安设许多小木床，殉葬的宫人，在床上立着，放声大哭，声震殿堂。她们被迫把头伸进吊好的绳套里，站在旁边的宦官将床一撤，这些宫人便“升天了”！就连最受宠爱的韩氏和崔氏也在其中。韩氏临死前，呼喊着自己的乳母说：“娘，我去了！娘，我去了！” 喊声未绝，床已撤去。殉葬者家属被称为“朝天女户”，受到优恤，父兄升官，辈辈世袭。殉葬者也会得到好听的谥号，并被葬入皇陵，但这无法掩盖殉葬制度对生命的野蛮绞杀。明初宫人殉葬的制度，直到明英宗遗诏中才被废除。 千叟大宴 “千叟宴”的“千”是指千人以上，“叟”是指老叟即老年人，“宴”是宴会，“千叟宴”就是千人以上老叟参加“养老尊贤”的盛大宴会。 敬老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。在生产力非常低下，人们没有剩余食物养活多余人口时，养老成为家庭、部族、社会的负担。传说有“六十花甲子”的现象：在远古时候，老人到六十岁，儿子在山里挖个窑洞，把老人送到里面住，隔三岔五，前去送饭。洞里油灯，油尽灯灭，停送饭食，老人饿死。我们不必考据这个传说的真实性，但反映历史上曾出现过因生产力低下而不讲尊老的习俗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物质财富的增多，尊敬老人，尊重经验，成为一种社会道德风尚。社会愈发展，就会愈敬老。尊敬长者就是尊重知识、尊重经验、尊重智慧、尊重生命。这是我国优良的历史传统。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“千叟宴”，是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正月，康熙帝在乾清宫前庭院，举行宫廷空前盛大的千叟宴。因人数太多，宴会分两场举行： 第一场，初二日，八旗满洲、蒙古、汉军文武大臣官员，在职的、离退休的、退斥的，年六十五以上者，共680人，在乾清宫前宴会。还有诸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及闲散宗室等持爵劝饮，分赐食品。 第二场，初五日，汉文武大臣官员，在职的、退离休的、退斥的，年六十五以上者，共340人，在乾清宫前宴会。以上两场共有1020人参加这次盛宴。康熙帝赋七言律诗一首，命与宴满汉大臣官员作诗相和，以诗纪盛，题名为《千叟宴诗》。因此，这次历史盛宴就叫作“千叟宴”。这首御制《千叟宴诗》是： 百里山川积素妍，古稀白发会琼筵。 还须尚齿勿尊爵，且向长眉拜瑞年。 莫讶君臣同健壮，愿偕亿兆共昌延。 万机惟我无休暇，七十衰龄未歇肩。 上诗中的“积素”，意为积雪；“须尚齿勿尊爵”，意为以年齿而不以官爵为序；“讶”，意为或迎（如迎讶）或惊（如惊讶），这里应为后者。 康熙帝说：“览自秦汉以下，称帝者一百九十有三，享祚绵长，无如朕之久者。”（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百五十四）自秦汉以来，只有康熙帝临朝六十一年。康熙帝是自秦始皇以来的2132年皇朝史上，在位时间最长、中原地区四十年没有战争的中华唯一之君主。这当然值得隆重举行千叟宴来庆贺了。 图为千叟宴养老银牌，根据赏赐对象的年龄，其重量分为不同的等级 乾隆帝仿照其祖父康熙帝的千叟宴，也先后两次举行千叟宴。第一次是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正月，乾隆帝以五十年“国庆”，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，有60岁以上者3000余人参加，其中包括大臣、官吏、军士、民人、匠艺等。每人还赐予寿杖、银牌等各种物品。宴会上联句作诗，共得诗3429首。第二次是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正月，在宁寿宫举行的“千叟宴”。 在宁寿宫举行的这次千叟宴，摆列800张宴席：入席者有亲王、郡王，蒙古贝勒、贝子、台吉，大臣、官员等年六十以上，兵、民年七十以上，入宴席者3056人，列名邀赏者（未入座）5000人，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“千叟宴”。 宴会开始，太上皇捧起酒杯一饮而尽。其他人到皇帝宝座前跪献爵，递与进爵大臣，再入座。乾隆帝召与宴王公、一品大臣及众叟中年届九十以上者到御宴前跪，亲自赐酒、普加赏资，并各加赏缎疋、银子等；此时诸皇子、皇孙、皇曾孙、皇玄孙等，为殿内宗室王公一二品大臣敬酒，侍卫等为殿檐下、丹墀上下及甬道左右各席群臣来叟敬酒。他们分别承旨分赐给宴席御膳食品、佳肴珍馐。8000名老叟于座旁行一叩礼后，开始进餐，菜单如下： 一等桌张，摆在殿内和廊下两旁。王公和一二品大臣，以及外国使臣，在一等桌张入宴。一等桌张，每席设摆膳品如下：火锅二个(银制和锡制各一)，猪肉片一个、煺羊肉片一个，鹿尾烧鹿肉一盘，煺羊肉乌□（此字原档模糊不清）一盘，荤菜四碗，蒸食寿意一盘，炉食寿意一盘，螺蛳盒小菜二个，乌木箸二只。另备肉丝烫饭。 次等桌张，摆在丹墀甬路和丹墀以下。三品至九品官员、蒙古台吉、顶戴、领催、兵民等，在次等桌张人宴。次等桌张，每席设摆膳品如下：火锅二个(铜制)，猪肉片一个、煺羊肉片一个；煺羊肉一盘，烧狍肉一盘，蒸食寿意一盘，炉食寿意一盘，螺蛳盒小菜二个，乌木箸二只。另备肉丝烫饭。 宴会时，宫内升平署演戏。宴毕，升平署人退下，各王公以下大臣及群叟再次行一跪三叩礼，谢恩。太上皇和皇帝在中和韶乐中还宫。宴会后，按与宴群臣众叟的品级或年龄，分颁赏赐诗章、如意、寿杖、文绮、貂皮、文玩、银牌等物。这次千叟宴，六十岁以上的“京畿及各旗籍兵民，踊跃偕来，相预盛典，庞眉皓首，矍铄盈廷，实为吉祥盛事”。 乾清三悲（上） 乾清宫的悲剧很多，明朝“末代皇帝”崇祯皇帝的“三悲”——童年失母之悲、刚愎自用之悲和末日疯狂之悲，是悲剧中的典型。 北京有句民谚说：北京城前三门，东面亡明，西面亡清。什么意思呢？北京城的前三门，东面叫崇文门，明朝亡于崇祯帝；西面叫宣武门，清朝亡于宣统帝。当然，这是个巧合，也是后人的附会。大家听了，一笑置之。 崇祯帝即朱由检，明代末帝，年号崇祯。他的父亲是泰昌帝，就是那位登极一个月，八月初一日隆重登极称帝，九月初一日吞下红丸归天，演绎成“红丸案”，39岁就死去的薄命皇帝。泰昌帝有七个儿子，其中五个儿子早殇，只剩下朱由校（天启帝）和朱由检（崇祯帝）。天启帝朱由校16岁继位，在位7年，23岁死去。天启帝有三个儿子，都先他而死，所以他死后没有儿子继位。按照明朝朱家皇帝的家法，“父死子继”，“兄终弟及”，就是说父亲死了儿子继承，没有儿子由弟弟继承。天启帝没有儿子，死后就由皇五弟朱由检继承，这就是崇祯皇帝。 崇祯帝朱由检，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被封为信王。六年（1626年）搬出皇宫，到信王府。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，天启帝死，崇祯帝立。崇祯帝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皇帝，因为皇兄天启帝朱由校死的时候才23岁！朱由检18岁当皇帝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他失去的母亲。 崇祯帝的生母是怎么回事呢？这要从泰昌帝的后妃说起。《明史·后妃传》记载，泰昌帝生前一妃、五选侍，都是悲剧结局——太子妃郭氏未及封后即病死；天启帝生母王选侍，也早死；东李选侍，魏忠贤乱政，愤郁而死；西李选侍，因“殴崩圣母（天启帝生母）”也没有好结果；赵选侍，因得罪魏忠贤和客氏，被“矫旨赐自尽”——“西向礼佛，痛哭自经死”；还有一位就是崇祯帝的生母刘选侍。 崇祯帝生母刘氏命运悲惨，死后被秘葬于西山，朱由检当皇帝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他失去的母亲 崇祯帝生母刘氏，江苏海州（今连云港市海州区）人，后隶籍宛平（今北京市）。初入宫，为淑女。万历三十八年（1611年）十二月生朱由检。不久，失宠，受到切责，惊吓病死。夫君后悔，怕父皇万历帝知道，便秘密葬于西山。这年，朱由检5岁（虚岁）。稍长大后，朱由检问身边近侍：“西山有刘娘娘坟乎？”回答说：“有！”他秘密地携带纸钱前往母亲坟墓祭奠。崇祯帝童年失去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大悲。孤独、惊恐的皇子生活，“三案”、复杂的宫廷纠葛，是形成崇祯帝孤僻多疑、刚愎多变性格的重要原因。或者说，幼年丧母，身处深宫，崇祯帝幼年形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性格。 崇祯帝的母亲，宫里称作刘娘娘。朱由检做了皇帝，问左右宫女等人，我母亲是什么样？谁也说不上来。有一位老宫女说自己曾和刘娘娘隔屋居住，知道刘娘娘长的模样。于是照这位老宫女所述，由宫廷画师画了刘娘娘的像。像画成，在隆重仪仗导引下，由正阳门经大明门，穿承天门过端门，迎往皇宫。崇祯帝在午门前，跪迎已故母亲的画像。崇祯帝见到母亲画像，往事回忆，思绪万千，悲痛欲绝，泪如泉涌：“帝雨泣，六宫皆泣。”（《明史·后妃传》卷一百十四）朱由检迎进母亲画像，悬挂在宫中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幼年丧母对他的伤害至深。 崇祯帝登极后，很想有所作为，中兴大明皇朝。上任的第一板斧，砍向客、魏集团。客，是客氏；魏，是魏忠贤。这一举措，既得心应手，又颇得人心。当时真是人心大快、大快人心啊！但是，关内的农民军，关外的八旗军，两拳打击，双重困扰，导致崇祯帝内外交困，焦头烂额。本来，崇祯帝有志向，还算勤政，应当在“中兴之路”上一步一步地前进。但是，崇祯帝自以为是，刚愎自用，事与愿违，出现悲剧。 乾清三悲（中） 崇祯帝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。他是一个刚愎自用、独断专行的皇帝。崇祯帝认为：明朝覆亡原因，都由“诸臣误朕”！他到临死还不认错，也不自省。 许多人同情崇祯帝，认为他还是一个勤政之君，他的悲剧原因之一，在于“生不逢时”。时势虽不能违逆，但可以顺应。崇祯帝登极后，杀了太监魏忠贤，却启用太监高起潜等，对于宦官顽症问题，换汤不换药，改革无决心，仅做个案处理，没做制度改革。 崇祯皇帝在严峻形势面前，开始重用太监，1644年，他命高起潜监军山海关，太监杜勋镇守宣府，太监曹化淳守广宁门（今广安门），太监王承恩提督京师全城防守。太监杜勋到任宣府后，不率众坚守，却立即“降贼”。廷臣要追究责任，崇祯帝受太监假情报的蒙蔽，传旨：“杜勋骂贼殉难，予廕祠。”不仅不加惩治，还建庙祠祭祀。不久，李自成带着杜勋到广宁门外，还有原在西安的秦王，在太原的晋王，也被押在广宁门外。杜勋在城下呼喊，要进城，见皇上。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”守城的是太监，见城下呼喊的也是太监，就把太监杜勋用绳吊筐提到城墙上，同入大内。杜勋见崇祯帝，“盛称贼势，劝帝自为计”。崇祯帝左右大臣，请扣留他们，杜勋说：“不可，如果不返，则二王危。”于是，将他们放出，还是用绳吊筐缒下。杜勋还在广宁门做策反：“吾曹富贵固在也！”鼓动大家都投降。不久，农民军攻打广宁门，就是这个太监曹化淳打开城门投降，此是后话。崇祯帝用人的一大特点是：对太监是三个字：信，信，信；对忠良大臣也是三个字：杀，杀，杀！ 一杀王洽。明崇祯朝六部中的兵部，第一个下狱死的是兵部尚书王洽。王洽，临邑（今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）人，万历进士。王洽貌美：“仪表颀（qí）伟，危坐堂上，吏民望之若神明”；清廉：“其廉能为一方最”，既廉洁、又能干，为一方官吏中最为优秀的。王洽官工部侍郎，主持部务。崇祯元年（1628年）十二月，兵部尚书王在晋罢免，崇祯帝召见群臣——“奇洽状貌，即擢任之”。崇祯帝任命王洽为兵部尚书。王洽上任不到一年，就是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十月，皇太极率八旗军由大安口攻入，过通州，到京城，北京戒严。十一月，崇祯帝深感忧虑，召集廷臣，商讨对策。这时，侍郎周延儒言：“世宗斩一丁汝夔，将士震悚，强敌宵遁。”意思是说，当年蒙古俺达兵临北京城下，嘉靖帝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斩首——“即日斩于市，枭其首，妻流三千里，子戍铁岭”。官兵震动，敌军撤退。暗示这次皇太极兵临城下，首要的是将兵部尚书王洽斩首，以振奋将士守城御敌的决心。崇祯帝点头，将王洽下狱。王洽的兵部尚书，上任不到一年，虽有责任，却无死罪！次年四月，王洽死于狱中，死了还不算，还要“寻论罪，复坐大辟”——“大辟”，是古代五刑中最严重的一种，包括枭首、腰斩、剖腹、镬烹、车裂、磔死等，崇祯帝将王洽大辟处死。 二杀袁崇焕。袁崇焕也是挂兵部尚书衔、蓟辽督师，崇祯帝中皇太极“反间计”，老羞成怒，不听大臣恳请慎重，“敌在城下，非他时比”的谏言，将袁崇焕凌迟处死。 三杀陈新甲。 陈新甲，四川长寿（今重庆市长寿区）人，万历举人，知晓边事，以才能著。史书称他办事干练：“军书旁午，裁答无滞。”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正月，为兵部尚书。明朝自弘治以后，非进士出身，不能官尚书。但形势危殆，诸大臣不愿任兵部尚书，陈新甲才获任此职。当时的局势，南北交困，内外危机。崇祯帝开始秘密同皇太极进行议和。陈新甲为兵部尚书，受命遣使关外，负责这项工作，但朝廷官员不知。崇祯帝先后手写书信数十封，交陈新甲同皇太极联系，告诫他千万不能泄露。一日，陈新甲所派遣的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回京，以机密文件报告。陈新甲深夜看完报告后，没有收起来，放在几案上。第二天早晨，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稿（“塘报”相当于现代的《内部简报》），交付出去，进行抄传。于是，朝廷上下，舆论哗然。崇祯帝下严旨，命陈新甲回奏。陈新甲不但不引罪，反而夸功——这就使君臣矛盾激化。崇祯帝览奏大怒，将陈新甲下狱。陈新甲在狱中派家人上下行贿求人营救，没有结果。有的大学士营救，说：“国法，敌兵不薄城，不杀大司马。”奏上，不听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八月，将陈新甲凌迟处死。 崇祯帝在国难当头时重用太监，李自成军队攻打广宁门时，监城太监曹化淳开门投降，图为广宁门旧影 唐太宗说：用功不如用过。崇祯帝如有唐太宗的大度与胸怀，对王洽、袁崇焕、陈新甲等，不仅能用其功，而且能用其过，那么，大明江山会是另一番局面，至少不会由自己演出“末日疯狂”的悲剧。 乾清三悲（下） 灭亡之前多疯狂，疯狂之后必灭亡。崇祯帝在灭亡之前，表现了末日的疯狂。 中国的政治舞台，在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主要有三股军事、政治势力：第一股是以朱由检为代表的大明，第二股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大清，第三股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大顺（还有大西）。清朝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，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六十年的集聚，不仅建立八旗军队，而且建立清朝政权。特别是皇太极时期，关外军队先后六次，破墙入塞，骚扰中原，明朝政权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。西北农民军揭竿而起，几乎同崇祯帝纠缠了十六年。大明、大清、大顺三股军事、政治势力，到甲申年，也就是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进行了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大决战。在大明、大清、大顺三角势力决战的关键时刻，在明清之际的舞台上，崇祯皇帝的表演——不是智慧，而是愚昧；不是战斗，而是虚弱；不是镇定，而是焦躁；不是理智，而是疯狂。 一杀皇后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十八日天蒙蒙亮，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广安门。崇祯帝见局势危殆，对周皇后说：“大势去矣！”周后跪下磕头说：“妾事陛下十有八年，卒不听一语，至有今日。”这时，周皇后边抚慰皇太子和两个儿子，边恸哭。她派太监将儿子送出宫。这时，崇祯帝命令周皇后自裁。周后回到北屋，也就是坤宁宫，哭泣着，关上门。一会儿，宫女出来奏报：“皇后领旨！”就是大明崇祯帝的周皇后自杀了！ 二杀贵妃。崇祯帝逼周皇后自杀后，又逼宠爱的袁贵妃自杀。袁贵妃被逼无奈，上吊自杀，但绳子断了。她初虽断气，一会儿苏醒过来。崇祯帝见袁贵妃没死，挥剑砍到她的肩上，袁贵妃惨遭宠爱自己的皇帝夫君砍伤。崇祯帝又挥剑砍他的数位妃嫔，有的被砍死，有的被砍伤。 三杀公主。崇祯帝怎样对待公主呢？他有六个女儿，此前已经死去四位，此时还有两位公主。这两位公主，一位是长平公主，十六岁，已经与周显订婚，本来要结婚，因北京告警，就暂缓婚期。这天，崇祯帝砍死袁贵妃、砍伤妃嫔后，提着宝剑，来到长平公主居住的寿宁宫。长平公主听说城已陷落，皇后上吊自杀，自己正惊恐万状、六神无主的时候，皇父来到宫里，急忙牵拉皇父的衣服，哭哭啼啼，哀求庇护。崇祯皇帝没有安慰一句女儿，反倒无情地说：“汝何故生我家！”对一个十六虚岁，不懂世事的女孩来说，是何等的无情！你崇祯皇帝是长平公主的生身父亲，没有父亲之因，焉有女儿之果？崇祯皇帝不等女儿回答，便举剑砍向长平公主的肩膀。一剑挥去，砍断左臂。可怜长平公主，连惊带吓，出血过多，昏睡五天。清顺治帝进京，长平公主请求出家为尼，清帝不许！命周显仍娶公主，并赐给土地、府邸、车马、金钱等。公主因父母已亡，自己断臂，惊恐未定，忧惧生病，一年后病死。（《明史·公主传》卷一百二十一）另一位是昭仁公主，住在昭仁殿。崇祯帝来到殿中，又挥剑砍向这位可怜的小昭仁公主！ 崇祯帝有七个儿子，早殇四人，另三人：明亡时长子十六岁，三子、四子都不知所终。太子的下落，一说城破后被李自成军捉住，李自成撤退时逃出，不知所终。 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。明亡，自大学士范景文以下死者数十人。而宫人的命运更为悲惨。魏氏，见大军入宫，大声呼喊：“我辈必遭贼污，有志者早为计。”遂跃入御河而死，从死者一二百人。宫女费氏，年十六，自投井。被捞出，见其姿容美丽，互相夺抢。费氏欺骗说：“我是长公主！”李自成命太监来验看，证明不是。于是，李自成将她赏给将校罗某人。费氏又欺骗罗某人说：“我是天潢贵胄，将军应隆重婚娶成礼。”罗某人很高兴，置酒欢饮，喝得酩酊大醉。费氏怀揣利刃，直刺罗某人。罗某人断喉而死。费氏也自刎死。 最后自杀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十九日，天昧爽，内城陷。崇祯帝在万岁山（今景山），自缢而死，太监王承恩从死。崇祯帝御书衣襟曰：“朕凉德藐躬，上干天咎，然皆诸臣误朕。朕死无面目见祖宗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。” 崇祯帝演出了历史悲剧——丢了大明江山，成为亡国之君。这既是崇祯的悲剧，也是明朝的悲剧。崇祯帝临死冥顽不悟：明灭亡之因，“皆诸臣误朕”。果真是这样吗？七十岁的文渊阁大学士成基命，为了大明江山，或痛哭伏宫外，或长跪会极门，自辰至酉，达十小时，崇祯帝仍不听谏，一意孤行。 崇祯帝最后正如西方谚语所说：上帝要谁灭亡，就先让他疯狂。 崇祯帝在万岁山（今景山）自杀，他在遗书里把国破城亡的责任都推给了大臣 -------------------- 小说下载尽在http://www.bookben.cn - 手机访问 m.bookben.cn--书本网【lvlv】整理 附：【本作品来自互联网,本人不做任何负责】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!